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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國大時代“增長談”劉元春演講實錄
2013-10-15 16:00 來源：央廣網財經我要評論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執行院長，經濟學院副院長 劉元春（央廣網 趙娜娜 攝）
央廣網財經北京10月15日消息 由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經濟之聲、央廣網財經主辦的《大國大時代----中國經濟十月談》系列時事報告會第二場在人民大學舉行。今天的主題是《增長談：大國增長的極限到了嗎？》。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執行院長，經濟學院副院長劉元春發表主題演講《邁向新階段的中國經濟增長》。
文字實錄：
非常高興今天以我們文化院和經濟之聲來聯合主辦的增長談，那么現在由我給大家簡單的分享一下我們對于這一輪經濟增長這種發展的性質怎么來看待、怎么來理解？那么我們這里面的題目是《邁向新階段的經濟增長》，那么很重要的一個就是我們認為，目前我們很重要的一個問題就是，中國的經濟增長是不是進入到一種新的階段，是不是會在未來的這個時刻里面，在映照過程中出現一個偏低的這樣一種增速？那么這個問題產生的由來就是大家會看到這個不行，大家明顯的會看到，我們經濟增速在09年的時候出現一個觸底，然后在2010年一季度的時候達到一個高點，12.1，然后持續出現一個回落，到今年的第二季度7.6，那么因此很多人都會擔心，就是說這樣的一種變化，可能只是未來持續下降中的一個序幕，那么因此，圍繞著這樣的一種變化，很多人從歷史的角度看，我們這一場持續的下滑，-五橫---可能與1989年這樣的一個深度的回落有些相似，那么當然，對于這種的回落，大家提出了很多不同的看法，比如說我們經常會看到的悲觀主義的這種聲音，比如說與國外的一些學者和同行機構所談論的，比如說魯比尼、查若斯、克魯格曼所談論的這種中國崩潰論，還有比如說在市場領域里面所看到的就是說金融領域里做空中國，與中國必將發生中國性的時代危機論為主題的這樣一個所有的市場操作和一些活動，那么標志性的語言就是怎么樣？認為特別是在2011年很多人認為，四個10萬億將壓跨中國，屆時中國并將產生類似于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和美國次貸危機，像這樣的類似一種金融危機，那么今年二季度，特別是6月19號，我們所出現的這種錢荒，使這種悲觀主義的浪潮到了一個極致，很多人認為，二季度的一些表現，在很多程度上是應驗了很多做空中國和中國崩潰論這樣的一種觀點，那么當然，更有甚者就是我們所看到的很多學界他們提出了一個新名詞叫做新常態，認為中國已經步入到一種新常態，也就是他的標志就在于第一個，低貿易增速，第二個不低的這樣一個CPI，第三個就是較多的GDP增速。
那么認為這在未來可能是一個常態的一種現象，中國經濟在本輪的調整里面就是直線下對以后，到了一個較低點來進行運行，那么這些觀點來講，我們會看到，在國際層面、在市場層面得到了很多人的反映，但是如果我們從歷史的角度，我們就可以看到，這觀點里面可能有幾個問題，比如說第一個問題從而國外的角度來看，每隔5年都會掀起一輪中國崩潰論的浪潮，那么很多學者只要一拿到中國的數據一看，40%多的投資占GDP的比重和平均24.5%的這樣一種投資增速，那么從很多經濟學家角度來看，這樣的一種結構必定會帶來一種產能過剩的這樣一種危機，那么當然同時，如果從金融層面，很多人會看到，我們的高達數十萬億的這樣一些債務，和大規模泛濫的這種表外因素，很多人就會很輕易的就想中國的泡沫很嚴重，中國的經濟必定會出現這種在實際層面出現以產能過剩為標志的這樣一種過剩型的經濟危機，在金融層面里面出現以泡沫負面，債務面觀點這樣的一種和金融危機相疊加的一種現象，那么最重要的一種就是比如說我們所看到的2001年，當時有學者就提出了重要的一個中國風，再比如說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的過程中間，也有人提出了中國必將會走上這條路，但事實上我們就會看到中國在過去這幾輪，中國崩潰的這種浪潮中間，不僅沒有崩潰，反而越走越好，那么作為理想我們就會看到，從2001年中國經濟反而出現了一個持續的高漲，那么因此我們就會發現，在數輪的中國經濟崩潰論的理論基礎里面，可能存在一些國際上的問題，這是我們值得反思的。那么當然除了我們日常所注意的到的悲觀主義者，我們還會看到一些樂觀主義者，典型的或者大家認為不太靠譜的一種樂觀主義就是我們林毅夫先生所談到的，8%以上的增速還可能二十年持續，那么他的論點就是我們現在的人均GDP，人均的資本存量依然很小，依然在一種高速發展的階段，那么同時中國未來，在依靠宏資拉動型的這樣一種驅動，還會持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
那么當然，第二種觀念就是我們人民大學、我們宏觀論壇，這一個團體的一種觀點，也就是我們認為目前的狀況，是一種周期性和趨勢性疊加的一種產物，也就是目前是全球周期性最低點，比較低的一個低點，如果在這個時段，我們指出現在就是一個常態現象，我們認為在方法上，是一種錯誤。當然第二個很重要的一個就是我們認為對于中國未來的潛在GDP的確有一個下降的過程，但是是不是中國經濟增速競速在4%-5%的這樣一個水平呢？我們認為這種論斷太宏觀，同時也沒有依據，原因就是很多的這種潛在GDP的這種增速它是一種事后測算的一種產物，那么如果我們回顧歷史上目前在GDP競速的爭論，我們也會發現這樣的一種規律。 比如說我們在2002年的時候也有很多的大牌專家，也在像我們這樣的論壇的時候來討論，到底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速是多少？那么至少在1998年到2002年大家的主流觀點認為中國的潛在GDP的增速只有8%-9%，也就是像現在很多人所談的那種中國經濟只要超過10%就是過熱，但是真正好像大家達成了一種宏觀經濟增長的共識，最后怎么樣呢？最后發現大家都錯了，因為2002年之后，中國經濟的峰回路轉，已經證明了過去十年，中國的潛在GDP增速可能在10%左右的增速，所以這是一個在中國發生，在預測潛在GDP里面最失敗的一次，當然在世界范圍里面還有一個很失敗的例子，那么這就是在兩次石油危機期間，很多的經濟學家也在討論，世界經濟增長的極限，和世界經濟增長的潛在增速到底是多少呢？那么大家可能知道，當時有幾個很重要的團體，比如說羅馬俱樂部，當時提出的就是怎么樣？零增長，世界已經到了不可能再進一步增長的狀態了，但是沒想到，70年代一些零增長極限的話語剛一落生，80年代，特別是80年代中后期，世界經濟增長怎么樣？出現了新的奇跡。那個奇跡就是怎么樣？全世界經濟增長在4%左右的這種高速運轉持續了接近20年。所以一直我們經常會談論的就是說，目前在這樣一種大危機、大調整的這樣一種階段里面，簡單的就是說，中國已經步入到一種相對悲觀的常態狀態。我們認為，無論是方法，還是判斷的依據都存在問題，所以我們認為在未來來講，中國從人口結構、區域結構以及產業的眾生化和改革等多種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能夠緩解我們的結構性的這種下滑的這種趨勢，能緩解。同時全球經濟的增殖性的變化，也會使中國經濟在某種程度上緩解目前的這種底部現象的環境，所以因此我們認為就是說，一方面我們需要通過改革、通過深化我們的產業結構的調整，來緩解我們潛在GDP下降的這樣一種沖擊，當然另外一方面，我們需要有耐心來等待周期醞釀的這種轉變，而不能夠簡單消極的認為我們就是這樣。這是我們一個很重要的觀點，也就是我們提出來的一個超越新常態，那么這個觀點在本質上是一種什么觀念呢？我們認為是一種樂觀主義的一種觀點。但是樂觀的觀點還有官方所提出來的。
大家可以看到十八大之后，我們的總書記和總理都圍繞著中國夢，認為中國夢的實踐是與較高速經濟發展相提并論，同時這種較高速的增長速度，來源于打造中國升級版的中國經濟、來源于我們通過改革所構建的這種新增長點和新紅利來一起推進的，所以這些觀點我們都可以在很多途徑來看到，但是我們到底怎么來認識？從什么樣的角度來認識？目前這一輪的經濟的下滑，那么我們認為，我們應當把我們的視角從短期擴展到長期，從中國擴展到全世界，也就是從全球和一種中長期的視角來審視我們目前的這種狀態，然后才能夠摸著當下，我們到底應該做什么上面，所以我們就會看到，比如說我們一個很重要的一種觀點，我們就會看到第一個就是中國經濟在世界性周期力量的作用和結構力量的引領下面，本輪經濟增長參數的這種變化沒有特別明顯，我們認為中國經濟的變化與全世界的變化基本上是一步一趨的，而不像我們很多人講的，我們這一輪的下滑有中國的原因，這是我們一個很重要的觀點。第二個我們認為目前是一個仍然處于過渡的時期，遠遠沒有處于新常態因為沒有常態化的這種經濟增長源泉，那么同時全球力量處于一種周期性修復和結構性大調整的階段，那么就是我們經常會談到，大危機必然伴隨大調整、大改革，那么大調整大改革就意味著我們的這種增長源泉的轉化、資源配置方式的這種調整，那么因此，在這樣的一個轉換期，它在本質上是一個過渡型，而不是一個常態性。那么三個我們還沒看到的就是本輪經濟下滑不僅有結構新因素，也有周期性因素，我們認為就是未來實現7%-8%左右的高速增長的可能性依然是較大的，當然我們后面也會談即使要實現7%、8%的持高速增長，也需要我們付出的艱辛的努力的。
那么當然從短期來看，我們認為怎么樣呢？就是我們的觀點認為，周期性力量開始反轉，但是深層次結構力量依然在持續的發酵，那么因此我們認為不服輸的這種狀態會中期化，因此我們最近所看到的三季度，經濟的這種反彈，我們認為它在四季度雖然會有延續，但是它的這種反彈的幅度會減小，就是它的這種力量會弱化，原因就是我們三季度經濟反彈的這一個基礎并不扎實，那么同時我們認為，明年一季度，經濟可能會出現回落，原因就是如果我們以大改革的話，就必定有大調整，大改革在短期里面所帶來的必然是一種創造性的破壞效應，那么因此我們對于目前的整個短期經濟的這種判斷，我們認為怎么樣？我們認為并不樂觀，所以這是我們的一個基本觀點，那么這個基本觀點我們怎么來證明？首先我們來看看，第一個就是本輪大危機、大調整中間，總體上中國沒有體現出中國的特色，也就是說從世界范圍里看，中國是跟隨主要經濟體的變化而變化的，那么大家可以看到，第一個就是中國經濟波動基本上是與世界是同步的，大家會看到，在2007-2009年的這場大危機中間，世界經濟增速下滑了6個百分點，但是中國經濟增速下滑了4.6個百分點，那么到2010年，全世界經濟反彈了5.8個百分點，中國經濟反彈了1.2個點，那么從2010年之后，世界經濟出現第二輪的趨緩，中國也是如此。所以我們經常會討論的一個就是說，很多人講這一輪的經濟放緩，從2010年到現在，很多人認為可能是中國政府自己沒有看準自己的這一個經濟變化的一些根本原因，出現了一些混招所導致的，但是如果我們看到這個缺陷之后，我們就會發現，好像這個結論可能也不太成立，也就是說是一個全球現象，那么如果我們再進一步的看，大家會看貿易增速也是如此，并且它的同步性比GDP的同步性更強，那么這里面就會解釋，為什么中國GDP與世界GDP的這種增速在危機期間反而同步性加強了呢？關鍵的原因是貿易的同步性在加強，那么這個加強，核心原因就是中國目前整個外貿占GDP的比重是60%左右，那么我們的非貿易品，就是我們的貿易品50%多是用于出口的，所以這就能夠解釋為什么我們與世界基本上一步一趨的，同時我們還會看到，CPI也是一樣的，很多人就會講中國這幾年經濟增長速度雖然下降了，但是CPI卻不低，還比較穩定，說這是中國的特色，但是大家如果一看世界角度，就會知道怎么樣？這不是中國特色，是世界特色。
第二個我們會發現，我們就會得出一個簡單結論，因此中國增速的放緩不能在一個封閉體制中間來尋找，而必須從全球結構性問題、周期性問題以及本國周期性問題、結構性問題等多角度來尋找，所以我們很多人馬上就把我們從經濟增速從12.1%下滑到7.6%的根源簡單的找尋到我們的制度層面，我們認為這是有問題的。中國結構性的問題很大，但是中國結構性的問題根源是什么呢？根源于世界出現的總體性的結構性的問題，中國的周期性的問題來源于什么呢？一方面來源于自身，但是，也來源于世界周期性的這種變化，那么所以說我們即使要尋找結構性的問題，不能關起門來尋找自己結構性的問題這就是我們經常會談到，我們中國調結構，95期間就開始了，但是我們越調越緩慢在某些參數里面，比如說我們從2001年，2002年就提出新型工業化道路，我們提出來要環境友好型、資源節約型、要提出降低重工業的比重，但是大家一定會知道怎么樣？2002年中國經濟增長的快速上揚，帶來的是什么？重化工的開快速增長和重工業比重的快速提升，而不是下降，那么因此我們在95期間所定的這些結構調整方案，為什么錯了呢？為什么我們在2001年所指出的很產能過剩的行業在新一輪的全球化中間沒有過剩，反而成為引領力圖增長龍頭的這些行業呢？核心原因我們結構調整的思路有問題，也就是我們閉起門來，從自身的角度簡單的來看結構性的問題而沒有用全球的結構調整來看待中國的結構性，所以說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那么全球的結構性問題，基本參數有那些問題呢？我們就沒發現這第一個新技術革命依然是過去二十年全球經濟增長高速發展的重力，那么我們就會看到，從90年代，我們因為美國這種專利申請大家會看到明顯處于一個強勁的下滑的區間，那么這是全球經濟增長放緩的一個最核心的力量。
同時我們如果從其他的一些看，從專業來看，我們會發現，不僅僅是新技術行業，還是舊技術行業，它的技術增長在2000年都步入到了一個相對下降的過程，大家會看到，比如說生物技術，比如說90年代9.56%的增長速度，但是到了新世紀只有4、5點的增長狀態，那么同時我們從另外一個統計也能夠嚴重的看出這個問題，那么當然，如果我們再從更重要的一個角度我們就會發現，2002年的經濟危機宣告的是什么呢？宣告的是經濟革命從快速成長期步入到一個穩定的破產期，那么下一次技術革命的到來需要等待，那么我們經常會有一些有關技術革命出現大爆炸，經濟出現技術的大幅度提升，在這個過程中間，是全球經濟增長最快的一個過程，但是技術的快速突破，會引來我們經常所談到的這種生產力的發展，會導致傳統的這種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與之相互配比，從而導致這種社會結構、社會制度的重構，那么因此我們就會看到一個怎么樣的？一個危機期間，那么危機期間表明的是什么？技術的這種大爆炸，它在社會經濟的這種突破到了一種呈現，因此會出現一個制度重構型，那么未來會按照正常的一個理解，會有2-3、4年的破產期，然后再進入到下一個技術層級的這樣一個時期，所以說我們就會看到，現在第五次的這樣一個技術革命，它構成了第三次產業革命，但是下一輪到底是誰來替代它？我們不明確，至少從目前來講，從經濟的帶動性、和經濟產業的沖擊性這些角度來看，我們都沒有看到新技術革命的跡象，那么當然如果從技術周期的角度來看，我們認為，像十年應當是一個技術的中度融合和擴展期，而沒有全方位的這種大爆炸期，也就是我們所談到的世界經濟的第一個核心參數技術。這里面到了一個新的拐點，第二個就是我們怎么看全球化是過去二十年增長的第二個引擎，新要素納入全球分工體系帶來的全球紅利，但是全球不平衡的利益段可能意味著全球紅利步入到一個新階段，那么大家看到，90年代整個經濟增長很快，那么美國的貿易市值是大幅度的提升，那么到危機期間，出現了一個收斂的現象，那么也就是我們會發現，全球經濟增長的第二個引擎的確也會發生一些變化，那么因此我們就會看打，第四個方面，就是2007年到現在的世界經濟大衰退，是否意味著全球各分工級都面臨著系統性的制度危機呢？也就是我們經常講的大危機在本質上意味著制度的大變革、大調整，那么美國的制度出現什么樣的問題了呢？歐洲的制度又出現什么樣的問題呢？新興市場一些國家的一些制度又出現什么樣的問題呢？那么這需要我們怎么樣？在一種全球的體系里面來反思，而不是我們簡單的自我反省，我們中國人很提倡閉門自省，那么在目前這個狀況，可能是有問題的了。那么為什么呢？大家可能看到，全球的這種變化意味著幾個并存的增長模式的結束，或者是的一些轉型，那么比如說美國的模式、歐洲的模式、中國的模式，以及依附于中國與美國的這些其他新興經濟體的增長模式，都會出現問題，比如說資源型的這些國家增長模式，當然同時我們還會看到全球貿易體系、金融創新、金融監管制也會面臨著一些重構，當然這種重構到底方向是什么？可能大家還沒有看到明確的一些思路，那么另外一個就是全球分工模式，到底有沒有變換？
就是分工級有沒有一些根本性的變化，是不是大危機就意味著分工級出現漂移，增長極出現了漂移呢？所以這里面我們得出的一個結論是什么呢？大危機意味著各自有結構性的大調整，但是這種大調整必須遵循一個在國際體系里面的一個收入，必須要看到國際分工體系變化的這種路徑，如果沒有看到這些因素的話，簡單的進行調整，可能帶來的問題會更啊嚴重。那么因此我們就會看到，就是說我們不所有經濟增長的回落歸結到基本參數的變化，帶來結構性問題上面，那么因此如果我們把這些年里面，大危機和大蕭條所帶來的這種，比如說大家會看到機構所測算的發達國家的增速產出缺口，那么我們一般認為產出缺口里面有相當一部分是周期性的因素，等會兒我們會看到一個分解性的圖形，那么周期性因素就是說我們在目前世界經濟危機的這個狀況，它是一個什么樣？是一個周期的底部，我們現在處于一個弱復蘇的階段，也就是我們還沒有擺脫它的這底部運行的這種狀況，那么在這個時候，我們怎么來思考我們的結構調整和我們后續的戰略，這我們可能要思考的一個問題，這是第二個方面。
第二個我們認為在世界周期性力量和結構性力量的作用下，中國增長模式的確出現了拐點式的變化，那么這個比喻是什么？比如說很多人就講，說中國人本身這種增長模式就像一個老年人30歲了，傳統的模式是老年人有很多問題，但是蹦蹦跳跳，還像年輕人一樣，但是忽然這兩年降溫了，這個外部一降溫，結果導致老年人的機制發生變化了，原來沒有肺氣腫現在有肺氣腫了、原來不發燒現在也發燒了，那么就是說由外部因素誘發內生因素產生的變化，那么內生因素有哪些變化呢？我們就會發現我們這些年討論比較多的第一個就是，增長源泉的出現拐點性變化比如說第一個我們就會發現，傳統的市場化、民營化、公式化的這些自閉的紅利開始遞減，最標志性的就是我們有一個參數叫THP值，出現一個年度嚴重的一個區域，第二個就是國際化，也就是全球化紅利出現了遞減，也就是說過去中國人和印度人高達8億的這種勞動力進入到全球市場，從而使全球勞動力出現重構，使全球分工級出現重構，從而在中國的這種開放和改革的這種氛圍下出現了中國制造、世界工廠的這樣一個奇跡，那么這是它的故事，但是目前好像這一個故事在變化，同時我們也會發現，工業化和城市化這種二元轉型處于一個拐點，也就是我們經常會談到的劉易斯拐點。第四個我們經常會談到我們現在已經不是年輕的國度了，人口紅利開始遞減了，標志性的就是我們去年2012年，中國的勞動力4億人口總量出現下降，那么同時很多人就說，我們可能還會一個參數就是2015年中國的市民結婚人數達到高峰出現下降，那么因此很多人說討論丈母娘經濟、丈母娘驅動房地產的這一種邏輯，導致了就是說人口所帶來、結婚所帶來的房地產的需求，以及儲蓄能力可能會下降，那么因此，我們不再年輕，因此我們房地產需求、儲蓄能力都會下降，那么因此第五個就是高儲蓄和高投資的這種模式也會出現一些變化。那么這就是大家經常會討論的就是說中國為什么出現拐點式的變化，那么都在這些基本參數里面。
那么同時很多還會談到，就是我們這些年增長的因素也在大幅度上升，比如說第一個資源，大家知道，我們今年第二季度把第三季度已經成為世界石油的第一的進口國，超過美國，那么二個就是環境，最明顯的大家都知道北京的霧霾，這可能是大家最垢病的一件事情，那么說的因此，我們必須尋找到新的增長模式，當然更重要的個就是各種風險和扭曲，已經標志著傳統增長模式所累計的這種問題到了一種極限，比如說金融風險，我們經常所談到的金融風險里面，比如說第一個，地方投融資平臺的債務，那么有估計是20萬億、有人估計是40萬億，那么不管怎么樣，比如有學者認為我們政府的債務，可能已經接近我們現在的這一個GDP的110%多的這樣一個區間，如果這個是真的，那么說明我們的債務的確很高，當然更重要的是我們房地產的問題、我們表外融資的問題、我們引資銀行的問題，那么最凸現的就是6月19號我們錢荒的問題，比如說我們金融的這一個階段的講座，專家（夏斌），就談到了這就是中國式的金融危機，認為這個是一個新階段，當然更重要的我們是認為中國的社會政治的發展與經濟發展之間的沖突也到了一個拐點的問題上，那么所以把幾個因素一綜合起來，我們的確會看到在世界層面的這種結構性大變化的環境中間，中國內生性的一種基本參數、增長方式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那么這種變化，到底是一個見證性的變化，還是一種可推崇性的變化呢？這是我們要討論的，也就是說這些主題都是全國人民怎么樣？賣菜的到太太可能都知道的一些主題，地球人都知道的主題，但是我們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樣？要對這些變化，它的路徑，可能的程度、以及相對應的措施，要有一個理性的認識，而不能馬虎，那么所以說我們就會發現，我們認為就是說，目前如果深度的審視目前的回落我們會發現，周期性因素存在的量很大，那么這個測算是阿拉學家側的，大家可能會看到，中國1億人里面，有著潛在增速是他測出來是8.9%，周期性增長的因素是0.4%，那么2013年潛在因素是8.0%，而周期性增長是-0.3，產出缺口是-0.6%，也就是說在這個里面，如果我們沒有周期性的因素的話，我們應當是在8.0左右的這樣一個水平，簡單來說。專家在今年的這個趨勢預算中，感嘆一件事情，就是說對于他們所感覺不一樣的一個事情是什么呢？他們會發現新興國家的這些經濟增速的下滑，并不是像很多人所講的是因為這些國家的結構都出現了問題，這些國家的制度都出現了一些停滯、這些國家都有大量的腐敗所導致的，而與周期性的因素有很大的觀點，能夠減釋30%的這樣一個狀況，所以這是我們值得反思的一個問題，我們可能過度強調結構性的問題，而不重視周期性問題的角度，所以這個來講可能是我們需要解決的。
那么第五個就是我們最需要民間的是結構改革往往帶來的是強烈的不確定性，我們認為這個風格不僅沒有平息常態，同時存在著超越新常態的這種可能這是剛才講的一種觀點，為什么有這種可能呢？我們來看，第一個就是我們剛才講的，很多人認為中國未來的儲蓄率可能不會太高，可能會降下來，但是如果我們看一個測算，我們就會發現，美國的儲蓄率和中國的國民儲蓄率在這一場危機里面，它的變化是什么？是中國的國民儲蓄率反而有所上升，而在未來幾年里面，我們所根據一些基礎參數所測算的儲蓄率依然維持在50%以上，而美國的儲蓄率依然不會超過20%，那么也就是說，美國人是不是危機之后就好了傷疤了疼呢？中國人是不是在危機之后就知道大把大把的花錢呢？那么我們的答案是否定的，為什么？因為中國人已經在大把大把的花錢了，但是中國啊人大量的錢怎么樣，不是在老百姓的手里面，而是在政府、在企業以及少數的有錢階層人手里面，所以說中國儲蓄率的改變不是說老百姓消費習慣的改變，而是根源于我們出臺的制度、根源于我們再分配的這種制度里面，那么因此我們這種制度的改變，要想在短期里面得到改變，我們認為在未來五年里面，中國儲蓄率有大的改變，很大，那么一個最簡單，如果我們儲蓄率還在50%以上的話，我們的增長應該是什么？
我們要專項消費驅動型，消費驅動型構建的是什么？是制度，而不是簡單的倡導我們要進行老年消費、簡單的倡導我們要進行假日消費，這是不行的。第二個就是全球的不平衡是不是會直線逆轉呢？那么我們測算的結果我們認為并不是直線逆轉，因為就是說，如果全球的貨幣體系依然是美國獨大的話，美國還想擁有這種超級駐地權，以及世界中央銀行和世界風險投資者的這樣一種地位的話，美國必然會有大規模的撤資，那么外匯國家也必然要為美國的這種撤資買單，所以說這種模式不是像很多人講的，過去不平衡導致了大危機，大危機就會扭轉不平衡，好象不平衡就會直線的下來，全球就會變了一個樣，那么如果如果我們看世界史的話就會發現，世界上全球相對平衡的時間占這三百年來全球史上只有5%的時間算少的，不僅是常態，平衡才是超常態。所以因此我們也會發現中國的比較一下有沒有變化呢？也沒有，那么所以說我們認為，未來的格局中國是什么呢？是高儲息伴隨著高債率，比如說大家會看到中國目前的狀況跟西班牙的狀況有點相似，所以說我們擔心的不是我們儲息的下降，而是我們債務比較高的一個問題。那么當然，同時我們如果再看一下勞動力的布置結構，我們就會發現，我們目前隨著有民工荒，但是我們也有大學生就業難的問題大家會看到，目前大專以上的供需比是小于1的，那么最后我們再看這個圖形會發現怎么樣？我們大專的失業率是最高的，本科的失業率也很高，那么當然更高的還有一個研究生的失業率，最低的是文盲，如果你只從這個角度來看，就是說民工荒導致的原因是什么？一方面是我們低端產業的發展，當然另外一個是教育結構改變了勞動力的供給結構，所以說我們有大量的收購中高等教育的勞動力，那么這個為我們未來的發展是會提供很多的空間的，當然，另外一個我們還會看到，我們的確像林毅夫所講的，我們目前還是一個依然很落后的國家，不過我們的人均GDP跟美國比很低，那么人均資本存量也很低，我們目前基本上是怎么樣？美國的13%左右、日本的也是百份之十二點多左右，但是這個空間還會在漲，當然是我們現在的情況是怎么樣，人均基本存量很低，但是我們的資本利用率卻非常的高，所以這個是有間斷性的問題、有趨勢性的問題。
我們還有上升的這些空間，同時還有改革的空間，比如說改革的空間我們就會發現，我們按照這是世界銀行最近所測算的一個，就是說如果我們進行服務業的這種大改革，如果進行市場的這種競爭性的改革，以及我們進行復古制度的改革，會對于我們的資源配制效率這種增長會有強烈的促進作用言下之意是什么呢？按照機構的研究，如果我們改革恰當的話，我們PH值從目前的1.幾的增長率，提升到我們在90年代的增長率是有可能的，那么當然這不是我們做的研究，但是我們就是說，要達到這樣的一種狀態這是一個理想性的表現，那么需要改革的這種政治思路和時間。因此如果我們把前面幾個方面來看的話，我們就會發現，在這個過程里面，實際上中國的問題還很復雜，為什么？一個是我們未來儲蓄率可能還很高，第二個我們在全球分工體系里面的這種地位沒有變化，第三個就是我們會看到我們勞動力的結構為未來的發展提供了強勁的空間，第四個就是我們的落后為我們的發展提供了空間，同時在區域上的這種重性的空間里面，改革的空間也很大，那么因此我們簡單的就是說，我們未來的這一個潛在增速就在6%，或者5%，我們認為這種斷言可能是有問題的，我們認為就是說，這樣的一種斷言是不科學的，當然我們最最后一個我們認為，就是現有的宏觀經濟形勢也說明，未來的征程在樂觀中充滿了復雜和不確定性。就像很多人在二季度就講中國要硬著陸，很多人在2011人就講中國的房地產2013年就會崩潰了，還有很多比如說講中國經濟2013年可能會爆發大危機，但是都沒有，但是現在有語言說2014年會爆發，但是我們認為這些斷言都是新聞性的熱賣，理性的判斷就會發現，我們三、四季度經濟又出現了一些緩和的績效，我們就會發現，比如說我們目前的一系列的數據大家會看到，向上的這些箭頭都是指的改善，也就是說大部分的參數都出現了這種改善的跡象，但是這種改善是不是像樂觀主義的人所談到的，我們馬上又會重返80年代呢？我們的經濟又沒問題了呢？那倒沒，如果我們所看到的就是說，原因就是我們明年來講外部環境的確有所逆轉，但是有強勁的不確定性，比如說我們都會看到，各種數據和都表明，三季度會逆轉，但是怎么樣，它的核心原因一個是外部環境的因素，第二個是政策的因素，第三個是一些市場信息的逆轉，那么這幾個地方能不能持續，我們認為是很難持續，也就是說三季度的反彈并不穩固，原因是一個是激素效應，第二個我們認為就是說，這種改善還是一個低水平的改善，第三個我們就是說政策性因素依然是近期反彈的核心，那么第四就是外部環境的改善，也很重要，但是外部環境的改善具有強烈的脆弱性。第五個我們認為怎么樣？消費改善不穩定，消費的基礎也不明確。特別是我們今年的收入下滑，就是收入增速回落了。那么同時我們還會看到的目前還會發現現行參數也很多是沖突比說國家統計局的現行參數是回落的，但是OECD所統計的中國現行指數卻是惡化的，那么人民銀行所測算的現行核心體系也是很低的，那么同時又可以看到，各類指數也出現了一系列不一致的一些變化，那么當然另外一個就是說我們會發現，一些信息的改善，實際上也不強烈的。比如說很多人現在股市不錯，大家認為是三中全會有很多很多大家所想象的改革，那么我們認為，這種簡單化的這種預期，可能是怎么樣？過于樂觀了，那么如果改革這種方式與民眾的預期不一致，那么事情可能就會出現一些調整，當然另外一個方面就是不同的調整，危機也開始回落，但是也是一個很脆弱的一個事情。
那么四季度，我們認為宏觀經濟環境的外部改善前期，穩增長政策的慣性以及庫存回庫等力量的作用下會出現持續回聲，但是消費疲軟，地方債務的經濟與整頓，以及房地產市場的調整，下行力量也會逐步發酵，并面臨一系列不確定性的因素的沖擊。那外部環境的確逐步改善是大概率的事件，但是我們存在著很多的問題，第一個就是美國的問題，那么這個問題最近大家可能經常會看到，比較嚴重，同時日本的問題，雖然表現很好，但是安倍最近馬上進行了結構性改革，起動結構性改革，他是進行增稅，同時他的有些參數還有很多的問題，比如說他的貨幣供應量的問題。那么另外一個就是說新興市場，但是我們又看到新興市場下一步的變化有可能會超越其他，那么同時匯率的問題以及歐洲的問題，可能外部環境我們認為是一個改善的趨勢，但是短期存在著一些脆弱性，另外一個就是我們認為投資在前期政策沖擊下會改善，但是到底我們房地產市場怎么調、城鎮化方案怎么進行我們認為是有一定的不確定性的。同時最重要的一個就是消費，我們認為在四季度消費可能不會看好，明年一季度消費更不看好，原因就是整頓群眾路線，以及國家機關內心的作用下，消費領域在還沒有完全消化8項規定的三公等政策沖擊的同時，還面臨更為嚴格的政策壓力，四季度的價值消費和政治消費可能面臨明顯的使三季度的消費增長回升出現逆轉。那么另外我們還會看到的就是說深層次比的問題是不解決了呢？沒有，那么當然更重要的一個我們認為是怎么樣呢？改革紅利，也就是說三中全會真的推動大規模的這種改革、大范圍的一些改革，那么我們認為就是說，它在這里面，改革越大、越綜合性的改革會在短期產生強烈的拐點行為，使宏觀經濟出現短期回落，中長期才會釋放出改革紅利，那么因此我們認為，四季度末2014年一季度，改革帶來短期的創造性效益將陸續展開，宏觀經濟將面臨短期的下行壓力，也就是我們的判斷說，雖然目前三季度、四季度的弱復蘇，打破了很多人認為今年中國經濟將出現硬著陸的這樣一個預言，使這些預言落空，但是我們明年的這種經濟內生動力的尋找，還是不牢顧的，我們脆弱性依然很強烈，短期里面還面臨著回落的這種風險，那么當然，我們認為就是說，價格這些因素是一樣的所以因此在這些方面，一個最簡單的結論，因此就是說，不能過度落款看待目前的增長，當然，更重要的一個就是我們認為對于中國經濟增長，第一個不能簡單的認為中國經濟增長它的極限是什么？我們認為這個是可以方向性的判斷不能夠簡單的數量性的一些預測，第二個就是我們認為中國必須要在全世界的這種結構性的視角來處理中國的結構性問題，在全世界的周期性的視角來看待中國的周期性問題，那么因此我們認為，就是說，從中長期中國考慮到世界的這種變化、考慮到內部結構性因素的這種變化，雖然我們步入到一個新的階段的，但是這個階段，是一個過渡型的階段，我們只要有一個良好、正確的改革，和適度的耐心，中國經濟不會出現這種直線回落，不會呈現出A2型去不復返的這樣一種變化，而是會開啟中國的7%-8%的這樣一個制高處經濟增長的新階段，這個新階段需要我們的改革、需要我們的政治政策，同時也需要我們民眾的耐心和等待，謝謝大家。
編輯：王夢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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