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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大學黨委常委、副校長 劉偉 （央廣網 于琦/攝）

　　央廣網財經北京10月25日消息，北京大學黨委常委、副校長劉偉今天在經濟之聲主辦的《大國大時代——中國經濟十月談》系列時事報告會之“博弈談：中央和地方，事誰干？錢誰出？”上做出精彩演講。

　　文字實錄：

　　各位老師，各位同學，大家下午好，我非常有幸參加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經濟之聲主辦的大國大時代論壇。我看了前面的9場談話，題目之恢弘、，演講嘉賓學問之深，是我難以追趕的。今天算是一個討論，財政問題好在有賈康所長，他是我們國內著名的財政問題專家。還有李學賓，他是經濟問題社會學角度研究的著名專家。有他們給我托底，我心里還靠點譜。我聽說來我們這的同學都是社科院的研究生，研究生是以研究為生的，因此都有很深的研究和學問，所以我想（這場報告會）是一個討論。

　　我想圍繞當前中國中央和地方的財政問題，講幾個具體問題。一個問題是：財政問題上中央和地方的關系。這個命題在中國是怎么提出來的？我們知道，中國和西方聯邦國家不一樣，中國是一個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國家，但是它和蘇聯、前蘇聯計劃體制國家也不一樣。聯邦國家大家看到很熱鬧，比如美國聯邦政府、州政府、城市是可以破產的，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獨立預算，各負其責。我們很難想象在中國哪個城市破產，或者哪個省破產。但是我們這種統一和過去的前蘇聯計劃經濟體制國家又不一樣，前蘇聯計劃經濟體制是以蘇聯為代表的斯大林模式，大家知道，它一個計劃體制，以中央垂直管理為特點，叫做部門主義，各個加盟共和國也就是各個地方政府。

　　前蘇聯計劃經濟體制是以蘇聯為代表的斯大林模式，大家知道，它一個計劃體制，是以中央垂直管理為特點，叫做部門主義，各個加盟共和國也就是各個地方政府在經濟決策上沒有多少獨立權利和責任。在前蘇聯的計劃體制下，如果各加盟共和國和中央發生沖突，主要是沖突在民族問題上，而不會沖突在經濟問題上，因為經濟上，地方政府是豪無跟中央政府談判的余地的，在制度上也沒有任何獨立的權力和利益。

　　我們國家不一樣，我們國家在50年代初，建立中國的計劃經濟體制的時候，一方面是學習蘇聯，一方面有別于蘇聯。我們當時一方面是集中地統一計劃，部委管理、垂直管理，我們叫條條管理。但是另一方面，我們給各級地方政府相當大的獨立的經濟決策權，我們叫塊塊管理，當時我們叫條塊結合，就是部門制度和地方主義相融合，目的是調動中央和地方兩個方面的積極性。

　　這樣的體制的壞處是不如蘇聯計劃經濟體制穩定，這產生一個問題，就是條塊之爭，中央和地方的利益沖突；好處是調動中央和地方兩方面的積極性。所以，雖然同是計劃體制，但是沒有前蘇聯那么僵化，是兩條腿走路，有一定的活力。但是，有活力就有代價，我們就面臨條塊之爭，所以從50年代，到60年代，甚至到70年代，一直到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經濟體制上很大的一個問題就是中央和地方的關系如何處理？這是西方體制下所沒有的，也是前蘇聯計劃經濟體制下也沒有，是一個很有中國特色的一個問題。

　　改革開放以后，中央和地方的關系在財稅問題上經歷了一系列的變化。大家知道，剛開始的時候，我們是以企業改革為核心，允許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利潤留成，這樣就改變了過去國有企業的利潤全部上交，企業沒有積極性的被動的局面。但是這馬上影響的問題就是財政，財政從上世紀80年代初就開始舉債，開始發債。在上世紀70年代，中國是世界上唯一的一個既無內債，也是無外債的國家，進入改革開放初期不久，人均企業利潤留成之后，馬上就看到了問題，財政就出現了困難，我們就開始發債，出現財政赤字等等這些局面。這一系列的問題，沒有辦法，怎么辦呢？到了上世紀80年代中期，我們做了一個調整，采取了兩個措施，一個叫利改稅，對企業來說，特別是國有企業來說，按長納稅，先保證交給國家的稅收，穩定稅收。

　　另外，我們為了減輕財政的負擔，我們搞了一個“撥改貸”，國有企業固定資本的形成，不再有財政無償注資，而是走銀行貸款。這樣，我們目的是一方面確保財政收入，另外一方面確保財政支出的負擔有所減輕。這樣一來，企業就很困難，所以企業在80年代中期提出財政緊，利改稅，金融能不能放我一條活路，你金融緊，我“撥改貸”，財政能不能放我一條活路？所以當時企業提出來要給企業留以活路，什么是活路？各地企業就提出一個措施，叫做稅前還貸，企業就是一塊滾刀肉，就這么多錢，讓我還貸，我沒有錢還稅，讓我還稅，我沒有錢還貸。按道理，欠賬還錢天經地義，那你先還銀行的欠款，如果有錢我就還稅，如果沒有錢，我就沒有辦法完稅。

　　實際上，國有企業把應該交給國家財政稅收的錢，交到了銀行手里，而銀行的資本來源不能納入國庫，不能作為財政收入來花，這樣的話，在放權讓利演生過來的利改稅、撥改貸的改革初期的進程中，就使我們當時國家的財政收入遇到了很大問題。87年年底企業開始搞包稅制，企業對政府承包，你就說清楚，你上交多少稅，遞增幅度有多大。地方政府對中央政府承包，每年包多少，遞增多少。包稅制的問題很大，因為包稅制的核心是什么？是以稅額、稅款交給中央多少。地方留，不是按照稅種，不分國稅、地稅，所以包稅制就產生了嚴重的扭曲，使漏稅成為政府行為，使攤派成為企業行為。從地方政府來說，按照包稅制的原則，完成了承包任務，按稅法、按稅制應該收，但是我可以不收，因為我如果超收的話，按照一定的比例，我和中央要分成。雖然中央在超收分成范圍內要的是小頭，我既然完成了包稅任務，我干嘛超收再給你一個小頭呢？小頭也不給你，我藏富于民。這樣就使漏稅成為一個地方政府行為，不是一個企業行為。

　　地方政府沒有錢怎么辦？就開始攤派，這個時候就變成了一個企業行為，而不是政府行為，為什么？因為企業很清楚，它在打稅，按稅法、稅率它該打稅，但是現在沒收它的，地方政府錢不夠，找企業來攤派。地方政府攤派的時候，企業很清楚，攤派畢竟是偶然，打稅畢竟是常規，而且打稅打給誰了？打給國家，誰認識國家呢？攤派可不同，攤派是張市長、李書記來找的我，我這個錢出的是沖你的面子，是感情投資，一定是有回報的。所以，攤派本來應當是一個政府行為，在包稅制之下，成為了一個企業自愿的行為。

　　本來漏稅應當是一個企業行為，但是在包稅制下就成為了一個地方政府行為，產生了嚴重的扭曲。在這種情況下，稅收占GDP的比重達到了谷底。1996年的時候，稅收占GDP的比重是9.71%，降到了10%以下，使得整個政府的財政能力，特別是當時提出兩個比重過低，一個是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過低，一個是中央財政占財政收入的比重過低。這樣使得政府的在財政能力，和中央的財政宏觀調控能力普遍降低。沒有辦法，從1994年開始，我們采取分稅制的改革。

　　分稅制和包稅制一個巨大的區別，就是分稅制是按稅種，而不是按照稅的額度，多少錢歸地方，多少錢歸中央，他是哪種稅歸國家，哪種稅歸地方政府。當時我們是三十幾種稅，在包稅制下，到分稅制下我們把他調整了，現在是19種，那么在當時分稅制調整的時候，主要的稅源或者大頭穩定的，規模比較大，增長比較有把握的是劃為國稅，地稅一個是分散，稅源不穩定，另外征繳成本比較高。

　　比如農業稅當時是地稅，土特產稅是地稅，營業稅是地稅等等，這些東西包括當時的所謂個人所得稅，是地稅，這些在當時征繳難度很大，成本比較高，并且不穩定，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大家也知道，在1994年談判的時候，地方政府就很有意見，最后做成妥協，怎么辦呢？按照1994年開始采取分稅制的，這是一個起點，這一年，地方政府包稅制的時候，把實際包稅額作為基數，下一年采取分稅制，如果分稅制的時候，地方政府獲得的稅額，小于上一年包稅制的時候的稅基，中央返還給地方補齊，這樣情況下，就出了一個很熱鬧的情況，什么呢？我們知道1994年分稅制的時候，談判到11月份的時候，還差一個月，最后說按上一年的年度，就是本年度的基數做下一年的法辦基數，結果這一個月，各地方財政增速是改革開放以來最猛的一年，大幅度上升，做了一個非常大的基礎，但是朱熔基總理主持這個工作采取了博弈的手段，怎么辦呢？倒扣，我今年按照這個基礎來，如果你明顯的增幅沒有這么大，我后年扣，是一個非常復雜的中央和地方的財政關系。

　　這樣下來，分稅制從94年開始，算是替代了包稅制落實下來。對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以及中央財政占財政收入的比重，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到2010年，我們純粹的財政稅收收入占GDP的比重已經從96年的9.71%上升到了18%以上，差不多提高了一倍。如果整個宏觀稅加在一起，我們現在應該是在30%多一點，包括買的社會保險支出等等，這就是我們問題的由來。中央和地方的關系問題，在中國無論是計劃經濟體制，還是改革開放以來，都是一個獨具特色的，甚至成為一個利益博弈的主線。這樣的一個問題是我今天講的第一點。

　　第二點，我想講的是，中國財政收入和財政支出對中央和地方關系產生影響的一個特殊背景。中國的財政政策現在大家耳熟能詳，叫做積極的財政政策。1998年提出積極的財政政策，到2008年第三季度，叫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到2010年10月以后，我們叫擇機退出，我們就回到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在中共十五大，1997年之前，我們一直采取適度緊縮的宏觀政策，包括財政和貨幣。由于97年亞洲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的影響，所以1998年下半年，中國開始擴大內需。一直以來，財政政策的方向始終沒有變，就是積極的財政政策，但是積極的財政政策應當是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就是刺激需求。這樣的財政政策，我們仔細分析一下，財政政策是財政支出和財政收入兩方面的政策，可以這么說，中國的財政支出政策給人一個強烈的印象，始終是擴張的。

　　我們下面要接著說一個問題，中國的財政收入政策是擴張性的嗎？這個就值得討論了。為什么說值得討論？我們知道，一個非常大的問題，在于什么？這些年來，中國的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始終在提高。我們要區分幾個問題，一個問題就是財政收入的增加不等于是從緊的財政收入政策，企業收入增長得更快，居民收入增長得更快。在這種情況下，財政收入，就是政府的財政收入增加量更多，不一定是從緊的財政收入政策，只不過是財政收入在增加，關鍵是，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縱向比和過去比，不是在提高，橫向比和世界同期比，是不是算是高比重的？

　　縱向比，我國財政稅負占GDP的比重和世界比，我們不算高，一般發展中國家是在40%以下。發達國家宏觀稅負高一點，40%以上。我們國家宏觀稅負應當是在30%略高一點，因此我們不算高。但是我們要討論一個問題，福布斯雜志今年公布的，去年世界所謂的稅負痛苦指數最高的國家的排序，我們去年排在世界第二位。中國在05年，曾經排過一次第二位，然后我們基本上就是前5名，在上下波動，去年我們又回到了第二，因此國際社會有人說，中國的稅負痛苦指數過高，但主要是對著企業的。

　　按照我國國情來看，福布斯的痛苦指數沒有反映中國的真實情況。福布斯所謂的痛苦指數是按照6個主要方面，個人所得稅、財產稅、銷售稅、公司以及為它的雇員買的社會保險等等。這6項是按照最高的稅率來算，中國個人所得稅我們最高的邊際稅率45%，但是我們中國真正達到那個高收入，按照45%去納稅的人群，在國民經濟中占的比重較低。可計算福布斯痛苦指數的時候是按照最高算的。再比如雇主為員工買的社會保險，我們的要求是社會保障30%，但實際上現在公司為此付出的遠遠低于我們最高標準的要求。所以我講，福布斯雜志反映的中國稅率痛苦指數很高，但和我們中國的實際情況是有脫節的地方。

　　但是這種脫節，不能否定中國是一個稅負比較高的一個國家，確實對企業來說，面臨的稅負水平還是比較高，主要就在于什么呢？我們從動態上看，和我們自己比，而不是和世界其他國家比，我們的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在持續上升，為什么持續在上升？無外乎是三個方面的原因，一個原因是我們的經濟發展快，所以財政收入迅速增長，這是一個基礎。

　　第二個原因是，我們的國民收入在宏觀分配上，在三個人中間分，一個是政府、一個是企業，一個是居民。政府是財政收入，企業是資本盈余，居民就是居民收入。大家都知道，這三十多年來，中國宏觀稅負在這三個人中間分的時候，誰的收入增長速度最快呢？政府，就是財政收入這一塊。財政收入在這34年每一年增長是18.8%，按當年價格計算，平均每一年增長18.8%。

　　剛才大家看片頭的時候，介紹的是近些年來，分稅制以來，財政收入增長，平均每一年增長是20%以上。這34年以下來，我們平均每一年增長是18%以上。而這3個里面增速最慢的就是居民收入，居民收入比GDP慢了差不多有三分之一，以至于“十二五”規劃提了一個原則，在“十二五”規劃期間，居民收入的增速要和GDP保持同步。

　　但是，GDP反映企業的活躍程度，表明中國這些年來在國民收入宏觀分配上，政府收入、企業收入和居民收入當中，就增速而言，是政府收入增速最快，尤其是1994年分稅制之后增速最快，1996年的時候是9.71%，到10年上升18%以上。如果考慮到非稅方面的宏觀稅負，實際上已經上升到了30%以上，所以這個速度還是很快的，這是第二個原因。

　　第三個方面的原因和我們的稅收結構有關。中國現在分稅制大的稅種19項，當中70%以上是流轉稅，像我們營改增之前的營業稅，增值稅、還有各類的消費稅、還有各類的購置稅、還有附加稅，這些消費稅實際上是一種間接稅。70%以上是間接性的流轉稅，特別像增值稅等等這些，大頭是誰的？是國稅。流轉稅的增速比一般的稅種增速要快，而在流轉稅中主要又是國稅，所以這就使得中國的財政收入增長速度更快些，這就形成中國的財政收入政策和財政支出政策比較起來，財政支出政策擴張的非常明確，而中國的財政收入政策緊縮性，或者是從緊的特點是非常明顯的。

　　中央財政占整個稅收的比重在提高，意味著在經濟活動當中，對市場力量有一種擠出效應，因為它使得企業的收入增速，特別是消費者居民的收入增速，受到了影響，我們知道，中國最近十年來，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差不多平均每一年下降1個百分點，這也是為什么中國經濟增長，長時間難以擺脫主要靠投資拉動，而消費拉動的動力不足的一個重要原因。

　　在源頭上，國民收入分配的時候，現有體制把大量的錢主要給了政府和企業，政府主要是搞公共工程基礎建設、公共投資和再生產，而真正作為消費者的居民，他的收入增長慢，占的比重在下降，消費和經濟增長之間當然就有嚴重的不協調和不適應。我們講中國的中央財政和地方政府關系的時候，需要了解的是，一個大的中國財政收入和財政支出政策的一個背景。

　　第三點，中央和地方財政收支關系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財政收入更多地集中在中央財政，財政支出更多的是地方財政在實現或者完成。這一點就和我們剛才講的第二點相聯系。第二點是是財政支出是擴張，這是很明顯的，而財政收入在經濟發展當中是收斂或收縮的特點。中國財政收入這塊大頭的是誰呢？是中央財政。這就說明中央財政作為財政收入增長更多地體現了收斂性。而中國的財政支出政策這些年來始終是擴張性的財政，那就說明什么呢？地方政府的財政行為長時間里主要是擴張，增大財政支出。我們有一個統計，中央和地方的財政收入和財政支出關系當中，財政收入現在大概52%集中在中央財政，48%集中在地方財政，差距最大的一年是財政收入的總投資的55%集中在中央，45%是在地方，相差了10個百分點。這種狀況現在有所化解，但是沒有根本扭轉。

　　這和分稅制有直接的關系。就導致中央財政拿了大頭，地方財政相對小一些。可是在財政支出上，整個財政總支出80%以上是地方完成的，中央財政直接完成的財政支出不到20%。中央和地方政府在財政收支政策上，一個鮮明的特點就是財政收入大頭在中央，財政支出大頭在地方。這樣就帶來幾個問題，一個是中央財政的集權力度不斷提高。客觀上，帶來了相當大的中央對地方的一種集中權益的擴張，這是一個方面的問題。

　　更重要的問題是，地方政府要想辦法去融資，因為支出和收入缺口大，如果靠中央財政來轉移支付，解決不了，就要自己想辦法。自己想辦法帶來兩個方面的問題，一個是加劇了地區之間的不平衡，比如片頭說的“以房養老”，實際上養老金缺口的問題，養老金的籌措其實還有很多是公共財政要承擔的，養老問題、醫療問題、教育經費，比如教育經費我們規定了不能低于地方財政的5%，教育經費支出的這一塊將近90%是地方支出，所謂5%，大部分是地方支出，真正中央支出教育這一塊并不大，中央是占了小頭。這樣就有一個問題——地區之間的不平衡加劇，從一定意義上就加劇了不同地區之間發展上的不平衡。財政支出主要靠地方，而地方之間差距非常大，在財政支出上的差距就會非常大，使得各地方的不平衡加劇。

　　這就帶來一個惡果，一方面是集權程度提高，地方對中央財政的依賴度提高，中央財政收入的集權度提高，但另外一方面，實際上在財政的花錢方面，地方之間的差距在擴大，不平衡在加劇。

　　地方冒更大的風險，不得不想辦法融資。剛才我看了一個數據，說3萬8000多億，這是幾個省的，國家審計署公布的。這就意味著有會計憑證的，因為我們要滿足審計條件，會計單據要齊全才能審計，所以一旦是審計出來的數據都是有憑證的。我們很多地方融資平臺的債務，實際上是沒有憑證的，沒有憑證就等于沒有納入審計。所以現在我們在進行新一輪徹查，審計出來的結果會是什么樣子，我們現在在等待這個數。

　　總之一個問題，就是支出大頭在地方，地方發展又不平衡，差距在擴大，地方壓力在增大，就一定會想辦法，增大地方的融資能力，無外乎就是投資，靠引進外資，基礎設施建設。

　　非贏利項目靠什么呢？地方融資平臺舉債，帶來一系列我們現在看到的扭曲的問題，比如說招商引資發展中，中國有一個很特殊的情況，這個和經濟學的常識不太一樣，我們知道一個地方的經濟發展有三個支部，通常是高度相關的，一個是國民收入的增長水平，一個是儲蓄的增長水平，還有一個是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長水平。

　　這三個數據，一般是高度相關，經濟發展速度快，國民收入增長快，儲蓄怎么樣？增長的快。儲蓄增長的快，銀行就可以把更多的儲蓄變成貸款，形成當地的固定資本形成。但是在中國，這三個數從地方上來看，經濟、國民收入增長儲蓄率的提高和儲蓄增長量的增長，以及固定資產形成的增速，三者之間高度不相關。這就是中國的體制，因為中國的金融體制是垂直的，和當地沒有多少橫向的聯系，我在當地吸收了存款，不一定在當地轉化為投資，各地方的投資就靠招商引資，就是我們所說的靠“發橫財”，盡想著招商引資，給出優惠的條件過度競爭。

　　再比如說，我們這一系列的扭曲，競相抬高地價，地方政府的融資平臺要有擔保，這個擔保主要是靠預算外的專項，40%以上是靠土地，所以就把地價搞上去了。地價搞上去就帶來房價推高。房價推高影響了人民的生活，這還在其次，最重要的是形成土地泡沫。所謂的泡沫經濟帶來的誘因是什么？一塊荒地沒有人投資，如果沒有人去炒作它，它就是一塊處女地，將來有人去開發它的時候，開發成本很低，現在這塊荒地已經經過多少人去炒作了，把地價抬的很高了，等到若干年之后，當有人來開發它的時候，這些債主就來告訴你，這可不是荒地。開發商不傻，一個地方一旦土地被炒起來，不是當時的地價貴，房地產推高的問題，而是長期阻礙一個地方的可持續發展的能力。但凡一個地方泡沫化以后，經濟發展至少要滯后十年、二十年，像海南，北海今天怎么樣，這都是當年炒過的。所以我們說這就帶來一系列的惡果。這個惡果在宏觀財稅體制方面，就是財政收入更多的集中在了中央，而財政支出更多的集中在了地方，那么地方就要想辦法，就出了這些辦法，那么這些辦法就帶來了這樣一系列的扭曲。這是我今天講的第三個問題。

　　最后我再用幾分鐘講一下，中國財稅體系在目前的發展階段的改革方向或者要求。我想今后財稅體制改革有三個方面。一個方面是，財稅體制改革首先要服從于發展。對中國來說，發展是很重要的內容。我們講的是發展方式的轉變，十八大報告里講的也很清楚，發展方式轉變的主攻方向是經濟結構的戰略調整，中國宏觀經濟失衡，你說通貨膨脹也好，你說經濟增長速度下行也好，核心問題不是總量問題，不是總需求簡單的疲軟的問題，而是結構問題。比如投資需求為什么疲軟？不是沒有錢，國有企業、大型企業直接融資的渠道，境內、境外都是通暢的。間接融資的渠道有保障，但是為什么投資需求日益疲軟？是技術創新力不夠，產業結構沒有升級的空間，沒有新的產品開發。即使有錢，找不到有效的投資機會，投不出去，在原有產品，原有產業技術上擴大投資規模，他只要一擴大，就是重復建設，而且是低水平的，就是產能過剩，所以投資需求疲軟。為什么又擔心消費需求疲軟，不是說國民收入沒有提高，不是說居民存款沒有增加，而是國民收入分配結構不合理，國民收入分配在宏觀層面——政府、企業。居民收入增長最慢。

　　中觀層面，產業結構上差距大。比如農業，農業勞動力就業比重36%，而農業產值占GDP比重9.8%。那就是36%的勞動力在直接生產領域里面，分配9.8%的GDP，這是初次分配。生產領域里，通過再分配的稅收，各方面的制度補償，對農民有所傾斜可以縮小（收入差距）。但事實上，我們再分配領域并沒有縮小（收入差距），反而是擴大了這種差別。所以一個農民的純收入和一個城市市民稅后的可支配收入大概相差了3倍以上。產業結構的差異，還有地區結構的差異，包括發達地區和落后地區的差異、城鄉結構差異，還有國有經濟和非國有經濟的結構差異等等，這些都是導致中國國民收入分配的差距擴大的原因，這是中觀層面。還有微觀層面，居民內部，包括城市居民內部、農村居民內部。

　　所以國家統計局公布，計算中國最近十年的基尼系數都在警戒線水平之上，一個國家連續十年收入分配的差距擴大在警戒線水平之上，應當引起足夠的重視了。所以由于這種宏觀、中觀、微觀上多方面的原因，中國國民收入分配的差距在擴大，擴大的結果就會是整個水消費傾向降低，這樣就導致消費需求不足。中國現在的所謂的投資需求疲軟，消費需求疲軟，包括通貨膨脹、壓力大，說到底是結構問題，包括技術結構、產業結構、包括國民收入分配結構，包括各種要素結構，成鄉結構等等。因此中國真正解決發展，核心問題是解決結構的戰略升級，戰略結構的調整，而結構轉換是我們發展方式的根本。我們的體制改革要推動結構轉變，因此我想財稅體制的改革和調整，首先要服從發展需要，要適應結構調整的要求，包括地區結構的協調，包括國民收入分配結果的合理化，這些都需要財稅體制改革予以支持。這是我講財稅體制改革的目標，或者要求的第一個方面，要服從于發展，特別是結構調整的要求。

　　第二個方面，財稅體制改革和政策調整，要服從于經濟均衡增長的要求，也就是有利于緩解宏觀經濟失衡。我們現在宏觀經濟失衡的問題叫做雙重風險，既有通貨膨脹的壓力，又有經濟下行的威脅。實際上類似于上世紀70年代西方出現的滯脹，這是經濟體停滯。

　　我們的財政政策、稅收體制等等，在中央和地方的關系上，稅種設置上，以及整個稅收體制和收入政策的改變和設計上，怎么能夠促進經濟均衡增長？使得通貨膨脹的壓力能夠得到適當的控制，使得經濟簫條或經濟增長速度乏力的問題能夠得到適當控制。

　　在這個問題上，財政政策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財政體制的調整，有著極其深刻的影響，所以在這個時候，中國的宏觀經濟失衡，出現了前所未有的雙重風險并存局面，這個時候對宏觀財政政策的要求、相應的財稅體制的改革和調整，就提出了特別的挑戰。所以，財稅體制改革也好，財稅政策的設計也好，要服從于均衡的要求。

　　最后，第三個方面財稅體制和政策，我覺得是，要適應或者是有利于提高平等目標，或者是公平目標的要求。從財稅體制上，我們講了流轉稅，70%以上是流轉稅，從流轉稅的屬性來看，基本上是一種消費稅。消費稅是什么呢？是從價的，記錄價格的，每一個環節征的稅都進入下一個環節，產品的價格到最后一個環節的從價這么流轉下去，最后實際承擔納稅的主體是消費者。誰最后消費，誰就承擔著最終的納稅人，這樣一個主體。越是收入低的人，收入當中用于消費的比例越大，越是高收入的人，消費占收入的比重越少，那就意味著這種流轉稅——間接稅、消費稅為主體的一種稅制安排和設計，是消費者（承擔）。而消費者里誰的消費收入的比重大？是低收入者。那就意味著整個稅制、稅種是什么？納稅的主要責任被壓到了低收入階層，越是收入低的，消費占你的收入比重越大的，那就意味著，相對你的收入來說，你納稅的比重就越大。越是高收入的人，消費占收入比重越小。這是一種向低收入者傾斜的稅負，這樣一種稅制，這個恐怕要值得討論。所以，我們下一步稅收體制改革的一個很重要的方向，是要直接對收入來進行征稅，而不是間接的通過消費征稅。

　　今后，像所得稅、財產稅，直接體現你的收入來源的，稅源上收入這個角度來進行稅收的直接的征管，直接的調整，可能是要成為一個改革的方向，這種以間接稅、流轉稅、消費稅為主體的這種情況，恐怕要逐漸有所調整，這樣才能夠既保證社會的公平度的提高。其次，推進效率的增進，未來的對于稅制和政策的調整的方向，我談這么三點。

　　改革要服從于發展，特別是結構調整的需要，另外一個要服從于增長，特別是均衡增長的需要，另外要體現公平，特別是機會平等的這方面的需要。我就講到這，那么講的有什么錯誤的地方，歡迎大家的批評，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