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廣網北京6月5日消息（記者 高藝寧） 2017年6月5日，杭州二中高三學生傅浩東從老師手里接過了準考證。今年被稱為“新高考元年”，作為第一批參加 “新高考”的考生，傅浩東打高二起便提前進入了“高考狀態”。對于高考，這個90后的看法是：“考什么大學沒有關系，但人生要變得出色。”

　　從1977年恢復高考到現在，四十年過去了。“這些年來，高校考試招生從考試科目、考試內容、考試次數、考試方式、計分方式、命題方式、志愿填報方式、錄取體制、高考時間、收費制度等涉及的所有環節都有過改革，幾乎沒有一個方面沒試過、沒有一個環節沒動過。”在接受央廣網記者專訪時，中國高等教育學會會長瞿振元說。

　　恢復重建期（1977—1984）：改變一代人的命運

　　1977年10月12日，國務院批轉教育部《關于1977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的意見》，高等學校招生統一考試制度正式恢復。12月11日，全國570萬考生走進高考考場，27萬人有幸成為“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批大學生。

　　高考1979:“468萬人過獨木橋 錄取率僅有6%”

　　1979級考生虞立紅（左二）與同學在大學校園合影

　　得知高考恢復的消息時，現年55歲的北師大招生辦主任虞立紅剛剛升入高一，成績一直名列前茅的她“歡欣鼓舞”。與現在相比，當時高考競爭是慘烈的。1977年，570萬考生，錄取率為5%；1978年610萬考生，錄取率為7%，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只有1.55%，這意味著，當年18-22年齡段人口進入大學的比例，不到2015年（40%）的1/25。

　　“高一的時候人來得還算齊，但到后來，陸陸續續就有人不再去了。我也不太清楚為啥學著學著，人就越來越少了。”虞立紅現在回想，當時的人對于考大學大多沒有過分的執念。沒有家教、沒有復習班，只有自己規劃、自我管理。在教育資源稀缺的年代，從老師那里借本“趁手”的參考書回來看，就讓虞立紅覺得如獲至寶。

　　虞立紅接受央廣記者專訪 央廣網記者 梁爽攝

　　1979年7月7日，虞立紅走入了考場，成為當年468萬高考考生的一員。當時全國一張卷，就當年學生的平均水平而言，考試題目很難，“很多題目我甚至都沒接觸過，看都看不懂。” 虞立紅說，那年的本科錄取線只有200多分。

　　1979年秋，虞立紅以優異的成績考入了北京師范大學地理學系地理學專業。那一年，虞立紅所在的高中，僅有兩個人過了重點線，而當年的全國大學錄取率也僅為6%。

　　多元化期（1985—1998）：高校招生“并軌”　畢業不包分配

　　1985年5月，《中共中央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強調，“改革高等學校的招生計劃和畢業生分配制度，擴大高等學校辦學自主權”。《決定》提出，實行“國家計劃招生，用人單位委托招生，國家計劃外招收少數自費生”三種辦法。

　　在瞿振元看來，《決定》是沖破傳統計劃體制樊籬所作出的決策，具有分水嶺般意義。由此，高校招生就業制度改革成為高等教育體制改革的切入點和突破口，并引發了高等教育體制的整體變革。

　　據中國教科院副研究員萬作芳介紹，1984年后，隨著招生多元化、保送生制度、高中會考制度、 “3+2”方案和推進標準化考試等一系列高考政策出臺，高考改革走向多元。

　　1996年，國家逐漸開始實施取消大學畢業生包分配制度。同年，高校試行招生“并軌”，學費開始增加。2000年，師范類院校和專業也開始收費，標志著招生并軌改革徹底完成。

　　高考1994: “橋就那么窄，容不下那么多人都擠上去。”

　　1994級考生萬作芳的大學畢業證書

　　在1994年參加高考的251萬考生中，萬作芳算是最最普通的一員：處于高考政策變革較大的90年代，沒有因為會考成績出色，獲得保送高校的名額；更沒有因為成績太差，提前“出局”。

　　那個年代，高考已經成為高中學生的普遍選擇，而高校還沒有開始“大規模擴招”。在萬作芳的記憶里，那時的高考競爭相當激烈，“橋就那么窄，容不下那么多人都擠上去。那會兒大學錄取率很低，我們班60多個同學，考上本科的只有7、8個，進重點大學的更是鳳毛麟角。”

　　憑著心無旁騖的努力，萬作芳順利考上了大學。“姐姐得到消息回來報喜，當時媽媽正在切土豆，聽說我考上了本科，手一抖，菜刀就切到手指出了血。媽媽一邊吮著指尖的血，一邊說，‘我家又出了一個大學生！’”

　　改革探索期（1999—2013）：高校擴招 全面網上錄取

　　錄取方式改革：網上錄取扼制高考不正之風

　　1996年，廣西、天津開始“網上錄取”試驗。2002年全國網上錄取新生率達到85%，高校招生第一次全面實現網上錄取。

　　“網上錄取是現代信息技術在招生領域發展的一個必然結果，可以看作高考領域第一次互聯網+改革，用信息技術手段推動和保障高考向公開公正公平邁進。”

　　曾任教育部高校學生司司長的瞿振元親自主持了高校網上錄取等多項改革，他告訴記者，過去的招生方式是高校派工作組到各個省市招生，浪費了大量的財力和人力。而網絡錄取改革被稱為“無爭議”改革，實現了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的“雙贏”。

　　“那個年代處于人情社會，很多家長為了孩子考取好大學、好專業，通過各種手段向招生人員遞‘條子’，以致腐敗之風盛行。”瞿振元說，網上錄取工作展開后，“條子”就不起作用了。

　　“‘條子’不管用了，如何看待‘人情’？”有人問瞿振元。

　　他反問道：“何謂‘人情’？是權錢交易的所謂“人情”，還是對人民群眾的感情？！”

　　在瞿振元看來，網上錄取不僅使錄取過程更加便于監督、監控，同時也有利于健全規章制度，進一步完善招生錄取體制，為理順教育體制，進一步深化高考其他方面的改革創造條件。

　　內容改革：“3+X”科目設置改革方案逐步形成

　　2001年，高考“3+X”，以歷史、政治、地理為文綜，物理、化學、生物為理綜的考試內容正式確立。

　　關于考試內容的改革，瞿振元將其概括為三句話：更加注重能力和素質的考查；命題范圍遵循教學大綱但又不拘泥于教學大綱；試題設計增加應用型和能力型題目。

　　高校擴招：高等教育大眾化、普及化

　　2012年，《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質量的若干意見》明確：今后公辦普通高校本科招生規模將保持穩定。至此，持續13年的高校擴招改革走向終點。

　　萬作芳向記者表示，高校擴招解決了中國高等教育規模偏小，教育發展程度不夠的問題，使高等教育進入大眾化階段，為高等教育的普及化奠定了良好基礎。

　　高考2002:“考大學讓我有機會看看家鄉外面的世界”

　　2002級考生劉日升的大學錄取通知書

　　能夠考上大學，劉日升很幸運。

　　生長在吉林省榆樹市保壽鄉牛家村一戶普通農民家庭的劉日升，對于報考大學，目的很樸素：為了改善生活水平和生活條件。

　　2002年的農村，通過高考改變命運已不是“非主流”，逐漸成為除在家務農，做小買賣，或者外出打工之外的另一條人生路徑。劉日升選擇高考，是因為這條路讓他有機會走出去，看看家鄉外面的世界。

　　“當時的高考環境已有很大改善，正處在高校擴招以及考試科目改革的階段。”數據顯示，2002年參加高考的人數約為510萬左右，錄取人數達300多萬，也是1977年高考恢復以來的第一次錄取率達到60%以上。

　　“你要自己創造自己。”父親告訴劉日升，家里的條件對你的支持很有限，但是咱們不能放棄!簡簡單單的一席話給了劉日升莫大鼓勵，也幫助他躍出了“農門”。2002年秋，劉日升幸運地以高于學校錄取線1分的成績，考上了北京師范大學，并繼續在此學習、工作至今。

　　綜合改革期（2014年至今）：“一考定終身”不復存在

　　2014年，《國務院關于深化考試招生制度改革的實施意見》公開發布，提出實行分類考試、綜合評價、多元錄取的考試招生模式。確定上海市、浙江省為全國高考綜合改革試點省市，從2014年秋季新入學的高中一年級學生開始實施。

　　2015年發布的《關于普通高中學業水平考試的實施意見》提出，從2017年起，全國開始實施高考綜合改革，語數外統考，其他6科任選3科。

　　浙江省教育考試院院長孫恒是新一輪高考改革的實踐者，他告訴央廣網記者，多樣化的高招模式為學生提供了多種升學發展選擇通道。大部分科目有2次考試機會，弱化了“一考定終身”現象。

　　“學生是新高考改革最大的受益者。”孫恒介紹，新一輪考試還擴大了學生高校雙向選擇權。把更多選擇權交給學生，有助于激發學生學習興趣、挖掘學生學習潛能；有助于學生發現專業性向，合理規劃學習及發展方向；同時，也有助于減輕學生學習心理負擔，引導學生全面而有個性的發展。

　　“2017年的浙江考生中，3/4的考生跨出了普通文理考科的界限，選擇自己感興趣的科目參加高考。”

　　孫恒表示，“新高考”還有助于高校選拔適合自身培養要求的學生，有助于高校及學科專業辦出特色，實現多樣化發展。

　　高考2017:“高考教會我從容與淡定”

　　2017級考生傅浩東的準考證

　　2017年6月5日，浙江省杭州二中高三學生傅浩東從老師手里接過了準考證。

　　今年被稱為“新高考元年”， 傅浩東是第一批參加 “新高考”的考生。經過數輪學考、模考，傅浩東自高二起便提前進入了“高考狀態”。談及“新高考”的好處，傅浩東說，“七選三”的35種組合，讓學生有了更多自主選擇的空間。同時，新高考創新地把技術納為選課，體現了浙江省對技術人才培養的重視，也順應了學生對這門學科的熱愛。

　　“很多科目考兩次，為同學們帶來更大進步空間，也給了發揮失誤的同學第二次機會。”傅浩東告訴記者，很多同學第二次的成績都有明顯進步，有的甚至提了十幾分。

　　隨著升入大學的途徑增多，在傅浩東眼中，高考已不再是改變命運的“度量衡”。“高考讓我學會從容，學會淡定，學會自主安排，學會獨立，它教會我遇到人生挑戰時，應該以怎樣的態度去面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