號販子、醫托、藥托……當這些“靠醫生財”的黑色產業鏈在監管部門不斷升級的打擊下逐漸沉寂之時，另一些隱秘的“黑金”又漸次浮出水面：一盒不到8元的普通藥，醫院沒有黑市卻賣到數千元；非急救轉運“黑救護車”泛濫欺行霸市；“賣血黑市”屢禁不止甚至成了病人“救命恩人”……是供需失衡還是監管缺位？

　　原價8元賣4000廉價救命藥黑市瘋狂

　　杭州蕭山區的韓果果出生不到8個月就患上嬰兒痙攣癥，進入浙江省兒童保健院進行治療。醫生說，用注射用促皮質素（ACTH）是最有效的治療措施，但醫院沒藥，很多病人都是自己想辦法買藥。

　　打電話向多家醫院詢問無果后，孩子母親周女士8月15日將求助信息發到了微信朋友圈。

　　看到信息后，武漢協和醫院心外科主治醫師陳澍馬上在醫院內部系統搜藥，也無貨。他隨即轉發求助信息，多方尋找發現武漢基本無藥，而且全國多地相熟的醫學界人士都反映各自醫院也無藥。

　　還好，最終有熱心人聯系得知上海醫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有藥。8月16日晚上，兩盒ACTH連夜送到孩子父親手中。

　　但并不是所有類似患者都會像韓果果一般幸運。在福建，一歲零10個月的嬰兒痙攣癥患者小宸正躺在漳州市一家醫院里，從春節開始他就斷藥了。他母親告訴記者，之前幫忙買藥的人說已經買不到藥，“黃牛”本來同意以8000多元兩盒的價格賣給他們，但猶豫之時，卻被別的患者家屬買走。事實上，一盒ACTH正常只要7.8元。

　　這些嬰兒痙攣癥患者都面臨著同一種困境，長年以來，患者家屬不停地在網上發帖找藥，患者家屬聚集的找藥qq群、微信群也數不清。一位患者家屬稱，在北京一家大醫院患者需自己準備28支ACTH才可以住院。

　　記者通過多方調查發現，目前在網上能搜到的ACTH的生產廠商基本上只有上海第一生化藥業有限公司一家。針對韓果果事件，該公司發出聲明，為便于患者獲取有關ACTH的信息，已經設立專線提供有關服務。小宸的母親致電該專線，接線員給了她一個業務員的電話，撥通后業務員卻直接表示沒有藥。

　　然而，黑市上卻可以找到如此緊缺的ACTH。在一個有關嬰兒痙攣癥的qq群里，群成員達到1944人，包括不少患者家屬及“黃牛”。記者發現，一盒ACTH被炒到了4000元，相當于正常價格的500多倍。

　　一位藥品銷售商透露，ACTH一盒只賣7.8元，利潤只有2％，再加上需求量很少，很多廠商不愿意生產，分銷商也不愿意備貨。上海醫藥總公司一位銷售經理說，作為全國第二大的藥品分銷商，他們目前ACTH的庫存也只有兩箱，每箱100盒。而他們一般的藥都有幾萬箱甚至幾十萬箱的儲備。

　　在醫院里，受長期以來以藥養醫的體制弊端影響，一些醫院會選擇進貴的替代藥而不是便宜藥；在備貨方面，據醫務人員反映，這些藥品需求量不是特別大，如果長期備藥不用會造成浪費，醫院索性就不進貨。

　　但是，“黑市”中的藥從哪里來的？一位大型醫藥公司的銷售負責人告訴記者，黑市里流出的真藥，絕大部分是“黃牛”通過一些醫藥公司、醫院的渠道弄出來的。業內人士透露，一般是黃牛通過適用這個藥的其他病癥，將藥品開出來，或者跟一些醫院的醫務人員、醫藥公司工作人員私下操作獲得藥品。

　　ACTH并非孤例。近年來，不少類似的廉價好藥，如“魚精蛋白”、在心臟手術中用來控制血管痙攣的“罌粟堿”等，都曾出現緊缺。浙醫二院普外科副研究員、博導龔渭華說：“非常好用的磺胺藥人工合成抗生素、多粘菌素也出現過緊缺，尤其是多粘菌素，最近很多人在找。”

　　記者梳理醫院、分銷商、廠家各個環節發現，缺失的救命藥往往具備四大特點：生產廠家有限；產量少；需求量有限卻超過生產量；價格低廉。盡管相關部門對特殊藥品有定點生產的相關政策保障，但現實卻是生產廠家、商業公司、醫院與患者“共輸”。

　　業內人士指出，便宜救命藥緊缺的重要原因是價格、分配管制和以藥養醫的體制存在弊病。在藥品價格管制的情況下，藥廠生產這類藥物長期虧本或者至少不賺錢。

　　“這種孤藥一旦某個生產廠生產能力稍有波動，就馬上面臨全國斷貨。”陳澍說，而且國家管制這些廉價好用藥的分配，導致某些用量大的單位和某些無此需求的單位拿到的藥物數量相當。

　　陳澍認為，放開對藥物的價格和分配管制，讓企業自主定價，有自由市場競爭，藥品最終將處于一個合理的價格水平而且不至于長期短缺。

　　據了解，目前針對一些用量少、但臨床必需的便宜好用藥，國家制定了相關政策來保障，比如定點生產、國家統一購買等，但是缺乏細化指標，缺乏嚴格監管以及問責制度，使政策并沒有得到相應的落實。

　　遏制“黃牛”也是重要舉措。哈爾濱醫科大學附屬第三醫院乳腺外科副主任醫師賈書生表示，應嚴格執行處方藥管理制度，無醫生處方決不能隨意銷售；同時監管部門應該把醫療機構對孤藥的銷售管理納入監管范圍，對違規的員工及機構嚴格按相應法規處理。

　　半路抬價安全堪憂

　　“黑救護車”橫行霸市

　　近日，在廣州一家三甲醫院門診大樓的門口，因“黑救護車”中介搶生意，一名處于昏迷狀態的患者在轉院過程中被強行攔下。最終，患者家屬報警，警方和醫院介入，前后擾攘了近5個小時，這名需要轉院的昏迷患者才得以安全送達。

　　記者在廣州一些大醫院周邊采訪了解到，長期活躍著的“黑救護車”一般都是改裝車，掛有外地牌照，從外觀上看和正規的120救護車相差無幾，裝有警燈，貼有急救標識。由于救護車緊缺，大醫院周邊長期盤踞的“黑車”做起轉院病人的生意。這類“黑救護”在沒有醫療執業資格和運營資格的情況下，利用非法改裝的救護車將病人轉運至省內外。

　　這類“黑救護”存在不少安全隱患。據一位業內知情人士介紹，黑救護車主抬擔架上下車并不正規，可能對病人造成二次傷害。有些車輛給病人匹配藥量不足，氧氣不足，車上的醫務人員基本都不專業，如果病人途中發生危險，根本無法進行有效搶救。此外，黑救護車經常不消毒，衛生條件不過關。

　　收費混亂已成“黑救護車”一大痼疾。攬客時，開價往往比正規非急救轉運車便宜，但半路抬價的現象時有發生，比如讓病人家屬掏過路費、加油費等。

　　一些黑救護為了生存，還惡意擾亂市場。一些在廣州公開審理的案件顯示，“黑救護”在從事非法經營過程中，經常為爭奪地盤發生沖突，采用恐嚇、尋釁滋事、收保護費等多種手段，驅趕其他同類非法經營人員。

　　由于優質醫療資源集中在北上廣、省會城市，每年有大量病患需要從基層醫院轉運至大醫院看病，或者手術后轉返基層醫院，漸漸形成了非急救轉運這一新興市場。記者了解到，由于公立醫院、急救中心救護車數量嚴重不足等原因，為“黑救護車”的滋生提供了土壤。

　　據安捷急救轉運站負責人介紹：“非急救轉運是新興行業，屬于120后備軍。對于轉院轉診，國家明文規定是不能調度120救護車。但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不少基層患者來到大城市求醫，而大醫院救護車數量不足，供不應求。”

　　“黑救護車”泛濫，暴露了醫療急救服務布局與管理上存在問題。據業內人士分析，120急救中心僅僅是一個信息平臺，救護車、急救醫療人員等都歸屬于具體醫療機構。有些醫院出于成本考慮，將救護服務外包。這一方面使得正規的急救資源得不到有效整合，另一方面使得急救以外的醫療服務，如轉院接送等跟不上。

　　目前，廣東僅有安捷急救轉運站、民航廣州醫院醫療快線等幾家機構提供正規的醫療轉運服務。據安捷相關負責人介紹，在工作過程中，正規非急救轉運車跟醫院和病人家屬都有協議、醫療保險、法律顧問持證上崗，并設有投訴電話。但車子被不明身份人員半路攔截，甚至醫務人員被打傷的情況時有發生。“有的醫院我們不會去，因為實在是不敢接。一些黑車主除了橫行霸市、明目張膽搶客外，還買通醫院的保安、清潔工、護工等，招攬生意。”

　　記者了解到，一輛社會資本投入的救護車要具備非急救轉運資質，需要衛生部門協商公安部門、交通運輸部門同意，并報衛生部門備案。而在實際監管方面，非急救轉運存在監管空白。

　　廣州市政協委員韓志鵬認為：“‘黑救護車’管理責任涉及衛生部門、交通運輸管理部門、交警等，可各部門對市場又缺乏必要的監管，造成安全有隱患的‘黑救護車’泛濫。市場存在大量需求，衛生部門不去協調解決；黑車轉運患者涉及非法營運，交通運輸管理部門卻不監管；黑車出行違反交通規則，公安交警卻不去執法。急救轉運畢竟不是普通的市場，而是涉及患者性命，不該成為監管的盲區。”

　　廣州一家三甲醫院相關負責人也認為，醫院明知大量“黑救護車”盤踞周圍而無辦法，根本原因在于政府缺乏規范。

　　“針對目前衛生、運管、公安交警部門‘都能管’卻‘都不管’的局面，建議立法或者修訂相關條例，明確各部門的責任。鏟除‘黑救護車’生存土壤，需要部門聯動，加大監管和打擊力度。”韓志鵬說。

　　“解決‘黑救護車’問題不能僅靠打擊，關鍵問題還是解決市場的需求。政府不可能包攬，須交給市場去做。”韓志鵬認為，黑車泛濫的根本原因是救護車配置嚴重不足。政府應大力發展和規范急救服務，不斷完善醫療急救網絡，加強對醫療急救行業的監管。在公立醫院、急救中心的救護車數量嚴重不足的情況下，考慮開放救護市場，讓更多有醫療資質的可靠的社會資本進入急救領域，使之成為正規急救的有益補充。

　　假扮親友互助獻血

　　“賣血黑市”屢禁不止

　　溫州市民陳女士的丈夫患白血病，化療后急需輸血，但是等了一天一夜，當地醫院也沒給丈夫輸血，家人倍感焦急。陳女士最后通過醫院護工劉某聯系上“血頭”廖某，再由廖某組織他人前往血站賣血。

　　這樣的現象并不鮮見，如劉某等牽線搭橋者還被病人家屬稱為“救命恩人”。而“賣血黑市”屢禁不止，根源在于血站缺血，病人急需，

　　長春市中心血站副站長李冰冰說，該血站每天需要500－600人獻血，才能保障臨床用血得到平穩持續的供應，而目前實際平均每天僅有300多人獻血。

　　據李冰冰觀察，自醫療保障體系逐步建立后，越來越多的農村患者到大醫院就醫，其中腫瘤患者不在少數。此外，新技術、新項目的開展也都需要血液保障。這些都致使近年來大醫院用血需求不斷攀升。

　　甘肅省紅十字血液中心宣傳科科長陶明翠告訴記者，在夏季、冬季到來前，他們不得不啟動應急機制，倡議政府機關、企事業單位前來獻血。據專家介紹，除季節性缺血外，血站還面臨區域性缺血和結構性缺血。

　　在供血緊張的情況下，互助獻血正在成為人們的“救命稻草”。于1998年起施行《中華人民共和國獻血法》提到，國家提倡并指導擇期手術的患者自身儲血，動員家庭、親友、所在單位以及社會互助獻血。

　　“我國對互助獻血的依賴性較強，沒有互助獻血，不可能保證這么充足的血源。”蘭州大學第一醫院輸血科副主任檢驗師易思華說，但他也指出，對于從農村到城市就醫的病人而言，常常只有一個陪護家屬，家屬一旦獻血，就需要休息，無法妥善照顧病人。

　　于是，一些人假扮朋友、親屬“假捐血、真賣血”。在2013年曝光的血小板“黃牛”案中，一個長期存在于蘇州當地醫院、血站、血屋附近的地下血液交易市場浮出水面。記者調查發現，“黃牛”正是利用互助獻血的制度漏洞組織血小板買賣。

　　據“黃牛”李某介紹，最初，他一邊在網吧和公共廁所貼小廣告，招募有償“獻血者”加入QQ群，一邊在醫院向患者家屬發放名片，尋找買血者。患者家屬有需求，給他電話，他再在QQ群里發布信息，尋找合適的人選，最后相約在蘇州大學附屬第一醫院附近碰頭。見面后商議好價格，“獻血者”就拿出身份證給患者家屬，并一起前往醫院相關處室，以親戚或朋友的名義開具“互助獻血單”，然后到采血點體檢、捐獻血小板。互助獻血完成，患者家屬現場付錢。

　　“一般獻一個治療量血小板，我能得到50元，獻血者能得到100－300元不等的費用。”李某交代，“獻血者另外還能得到血液中心給的100元交通補貼和50元用于營養補貼的購物卡。”

　　蘇州市姑蘇區檢察院公訴局助理檢察員于悅介紹，通過深入的調查，他們發現正是利用互助獻血，患者家屬為獲得血液優先供應權，在醫院的催促下，不惜花錢變相去買血，進而催生了血小板“黃牛”。

　　于悅說，盡管江蘇省衛生廳2009年下發的《關于大力開展互助獻血工作的通知》明確規定“對于互助獻血者，醫院要確認其身份。禁止患者或家屬采取物質刺激手段在單位或社會上動員互助獻血的現象發生”。但是，相關機構沒能力和辦法去確認，尤其是以“朋友”名義的互助獻血，根本無法確認“朋友”關系的真偽。

　　江蘇省血液中心成分室副主任蔡莉認為，互助獻血制度固然有空可鉆，但要杜絕“黃牛”，不僅要完善互助獻血流程，提高工作人員的警惕性和責任心，更重要的是要招募具有一定規模的志愿無償獻血人群，化解部分地區血小板供應緊張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