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徐輝

　　北京市日前下發《北京市貫徹〈推進領導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規定（試行）〉的實施辦法》，提出進一步完善從嚴管理干部隊伍制度體系，及時將那些銳意改革的干部大膽使用起來，寬容改革探索中的失誤，明確違紀違法免職等七種“下”的渠道。

　　自去年7月中央《推進領導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規定（試行）》出臺以來，31個省區市均采取問責追究、調整不適宜擔任現職干部方式，調整了大量干部。目前，據不完全統計，已有北京、天津、河北、甘肅等至少12個省市出臺了實施細則或實施意見，推動形成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的用人導向和從政環境。

　　“既要把黨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選準用好，又要把那些存在問題或者相形見絀的干部調整下來”，這是風向、是標準，更是鐵律。

　　1 干部不是不能下，而是難下

　　流水不腐，戶樞不蠹。能上能下，本來應該是干部人事工作中的常態，然而在一些地方或部門，干部能上不能下卻是一個較為普遍的現象。

　　2008年至2012年，中組部曾連續五年委托國家統計局獨立開展組織工作滿意度民意調查，干部人事制度改革需要解決的突出問題，仍然是“干部能上不能下，老實人吃虧，一把手權力過大”等。

　　北京科技大學廉政研究中心副主任宋偉表示，當前干部隊伍建設中存在的突出問題是領導干部下不來、不愿意下，下的渠道不暢，機制不健全。

　　梳理媒體報道，在《推進領導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規定（試行）》出臺以前，除了因違紀違法、年齡、任期屆滿、身體狀況等問題不得不下以及主動辭職之外，其他因素的“下”鮮有耳聞。但即便是這樣的“不得不下”，在執行過程中往往也會變形走樣。

　　一些干部退而不休，實質是戀錢戀權，美其名曰“扶上馬、送一程”；個別違紀領導干部暫時被免職，待遇不變，待洶涌輿論平靜后，悄悄易地任職，有的甚至還被提拔重用……

　　“下”的渠道少、代謝慢，讓本應上下暢通的“雙向道”變成日益堵塞的“單行道”，在干部隊伍中嚴重損害公平，打擊士氣。

　　一位基層干部表示，單位里面的領導職數和非領導職數相對固定，空出來一個，才能補一個。沒有空缺，大家一起熬年頭。等有空缺時，只能按資排輩。

　　干部只上不下、職級不降的做法，使不求有功，但求無過，不思進取，飽食終日的“南郭先生”有了生存土壤，負面影響不容小視。

　　安徽省委組織部研究室主任沈小平認為，好干部不能上，存在問題的干部不能下，就無法保證干部隊伍充滿生機活力。干部隊伍中的種種不良現象，如庸懶散浮拖等，莫不與此有關。

　　2 能上不能下的固有觀念亟須打破

　　思想觀念是影響干部能上不能下的重要因素之一。

　　長期以來，受“上榮下辱”、“下必有錯”的陳舊觀念影響，不少干部存在著“下了就是犯錯誤”的慣性思維，使得干部不愿“下”、不能“下”。

　　內蒙古自治區包頭市委常委、組織部長索耀樂表示，從個人成長進步的角度講，干部多以職位的升遷衡量事業的成功程度，認為被調整下來是件不光彩的事；從組織選人用人的角度講，總認為培養一名干部不容易，除非所犯的錯誤嚴重，一般不會調下去，對推動干部能下難以下大決心。

　　此外，社會輿論對于干部“上”、“下”的認知偏差，也對一些想“下”、想“出”的干部造成壓力。

　　一位辭職的基層干部曾坦言，作為單位一定層級的干部，辭職面臨很大壓力。不光單位領導不希望自己走，更重要的是難過家人這關。“我們是從鄉下考出來的，一步一步做到現在這個位置，很不容易。我醞釀了很久，才敢鼓起勇氣跟父親說。”

　　然而，辭去公職并非大家想象的無其他路可走。去年9月，山東省濟寧市市長梅永紅辭職投身民企，成功轉型成企業高管。他很坦然地對記者表示，他辭去公職進入企業任職，是一種“理性回歸”，更能發揮自己的價值。

　　暢通干部“上”和“下”的通道，陳舊的思想桎梏、觀念束縛必須打破。

　　一方面要加強對干部的思想教育，引導廣大干部突破“不到年齡不能下，不犯錯誤下不了”的傳統思維，樹立“無功便是過，平庸便是錯”的為政觀念。另一方面要廣泛宣傳，讓廣大干部群眾熟悉了解干部能上能下的有關情況，為干部能上能下營造有利的輿論環境，消除人們對“上”與“下”的誤解和偏見。

　　其實，在群眾眼里，干部沒有職務的高低，只有為民辦事的多少。每天能多為群眾辦一件事，多為一個群眾解決困難，都是干部的進步，那些心里沒有群眾的干部，即便“上”得再快，也只能是爬得越高摔得越慘。

　　對于一些因為專長、性格、年齡、身體等因素與現有崗位不相適應，攢不上勁，發不了力的干部，不如主動申請或調整到更適合的地方和崗位上去發光發熱。為工作而下，為事業而退，下得其所，退得光榮。

　　3 用人改革逐步推進

　　今年1月，中央紀委通報了受到黨紀重處分，并作出重大職務調整的10名中管干部，其中江西省政協原黨組成員、副主席劉禮祖更是連降7級，成為科員。

　　據媒體不完全統計，黨的十八大以來，遭遇級別“跳水”的中管干部已達15人，其中7人被開除黨籍。在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李拓看來，“斷崖式”降級處分是中央在干部能上能下問題上的一種新的制度探索。

　　事實上，黨的十八大以來，推動干部能上能下，能進能出，黨中央的步伐始終未曾停歇。

　　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破除‘官本位’觀念，推進干部能上能下、能進能出。”時隔一年，2014年底中央辦公廳印發的《2014—2018年全國黨政領導班子建設規劃綱要》再次提出推進干部能上能下制度的建設，并要求“大力推進”。

　　去年7月，中央出臺了《推進領導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規定(試行)》，更是首次以黨內法規的形式對干部能上能下作出制度規范，明確了“下”的標準，規范了“下”的方式，疏通了“下”的渠道。《規定》的出臺，預示著那些政治上不守規矩、廉潔上不干凈、工作上不作為不擔當或能力不夠、作風上不實在的干部，即便沒有嚴重違紀或者違法，也一樣可以降級降等，調離職務。

　　在中央的壓力傳導下，一些地方先行的試點同樣引人關注。

　　浙江省瑞安市實施科級領導干部綜合評價工作機制，為干部能上能下提供了依據。截至目前，已有70多名科級干部主動退出領導崗位，92名優秀干部轉任或提任到重要領導崗位，初步打通了能上能下規范化通道。

　　在中央和地方的雙重努力下，文化傳統所形成的把“做官”作為最大目標的觀念正在悄然發生改變。

　　今年2月，湖南省保靖縣一位紀檢組長因年齡偏大，主動到縣委組織部遞交了辭職報告，申請讓賢。同事們在替他惋惜的時候，紛紛向他表達了敬意。

　　今年兩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黑龍江代表團審議時強調，要“真正把那些想干事、能干事、敢擔當、善作為的優秀干部選拔到各級領導班子中來”。

　　對于不求上進的干部，李克強總理前不久在國務院第四次廉政工作會議上開出了“藥方”，庸政懶政怠政必須繼續堅決加以整治。國務院將繼續開展大督查，該處理的處理，讓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決不允許占著位子不干事。

　　可以預見，隨著領導干部能上能下、能進能出的用人改革的逐步推進，能上能下必將成為新常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