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起底“神醫”廣告江湖

　　資料圖

　　“神醫”劉洪斌的“走紅”，讓一個由供貨商、中間商、廣告商與電視臺構成的利益鏈浮現出來。

　　位居臺前的“神醫”只是“玩偶”或“名片”，絕非最大贏家。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調查發現，這是一場集體失守——從該生態的源頭開始，一些生產商即承諾可找專家做養生節目、提供“話術”，并配合虛標成分。而在節目播出的最后一環，部分媒體機構亦迷信熟人和利潤，對違規內容未嚴格審核，導致違規廣告伸向了患者的錢袋。

　　生產商：管生產也管找專家，提供標準接線問答

　　違規節目，有時是從生產商這一初始環節就萌芽的。

　　“我們肯定幫你宣傳，這就跟我們宣傳（自己）一樣的。”負責保健品代加工的山東某生物工程公司銷售人員趙華（化名）對此輕車熟路，雖然身處生產端，但他們也可提供產品的推廣專題片，并指點下一步操作。

　　電視購物或專家養生講座是專題片內容之一。趙華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他們有專家資源，和電視臺也有關系。專家多來自高校，“都是講過這方面的，講養生特別好”。若非偽造頭銜的專家，費用是每場2.5萬元，一個月講10場，每次三四十分鐘，錄制后再重播3次。

　　這其實已涉嫌違法。1995年版《廣告法》早已規定藥品、醫療器械廣告不得利用學術、醫療等機構或專家、醫生等名義和形象作證明。十年后修訂的《廣告法》，限制范圍增加了醫療、保健食品，強調廣播電臺、電視臺不得以介紹健康、養生知識等形式，變相發布廣告。

　　趙華體會到了這個被稱為“史上最嚴廣告法”的作用：這一兩年，一些養生講座不少時候“都不讓播”，有關部門若監測到便會速查。

　　記者獲取的12份針對“神醫”廣告的判決書顯示，其涉案時間均為2015年9月新版《廣告法》生效之前。隨產品附上專題樣片的不止一家醫藥公司。

　　趙華還是發現了風險規避秘訣，例如，一些級別較低的地方臺還可偷偷播，若有罰款，就得事先“和電視臺溝通好”。

　　“片子我們推薦人做，價格肯定比較便宜。”趙華建議，片子可標注進貨者的熱線，但須安排接聽顧客來電，否則，即使產品有效果，銷量一樣上不來，“轉化率非常重要。要安排專家接，不找專家，也要培訓客服”。

　　至于如何答問，這家處于生產端的機構都有相應“套路”了。如，有人問“這個產品為什么有效”，就要答：本草分為上藥、中藥、下藥，中藥少毒副作用，下藥有毒副作用，而我們是上藥，對人體沒有傷害，之后再補一句“治病，我們是講究和大米白面一樣安全”。

　　趙華說，公司在送貨時可以提供這樣的《百問百答》。

　　上鏡前：有的產品起“藝名”，廠家可助虛標成分

　　在進入“神醫”江湖之前，一些藥品或保健品往往會起一個新的名字，之后再走上熒屏。

　　業內人士分析，改名的原因，有的是原名平淡無奇，不能滿足宣傳需要，也有的是銷售商認為原產品已經面世，需要新的噱頭。

　　對于這些“需求痛點”，記者查詢的裁判文書顯示，部分生產商對此同樣開發了“售后服務”。

　　比如，河南南陽某公司生產“葛根砂仁袋泡茶”和“苦瓜玉竹袋泡茶”。2014年3月，兩名哈爾濱商人購買了10余萬盒泡茶，應付320萬元。

　　這兩款泡茶隨即變成了3款名稱看似更“高大上”的中藥。按照商人的要求，南陽這家公司的經理，同意在不改變生產標準的情況下，將“葛根砂仁袋泡茶”原料成分由7種虛增成28種，名字變為“仲景百歲湯”，再虛增成21種，改頭換面為“除痹驅風湯”。

　　“苦瓜玉竹袋泡茶”的原料成分則由4種虛增成32種，升級成了“仲景回春湯”。生產商還在外包裝上標注了它們的成分、功效，以及哈爾濱商人提供的400服務熱線。

　　這或可解釋，一些“神醫”代言的產品為何與廠家的官方名稱并不相同。

　　只要達到一定購買量，這些并不困難。前述山東生物公司的銷售人員趙華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只要訂制5萬盒，他們也能在原產品的基礎之上，“稍微添加點成分”，比如若針對糖尿病，加富硒，“比原產品效果還好”。

　　改名隨即成了必要且順理成章的事。趙華打比方說，就像已經有了李杰，你就得叫張杰、王杰，“你們可以貼自己公司牌子，用你們的商標，只寫我們是生產商就可以了”。

　　做節目：患者專家可能全假，熱線群演一個7元

　　對于“神醫”廣告節目的制作方而言，專家無疑是頭號名片。在這里，一些非藥品或假藥，第一次打上了藥品的名號。

　　一名曾請專家做節目的業內人士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錄這類節目不能隨便找個大學教授，一些教授的表現不盡如人意，而有的專家講得好，但價格也高，“得養著，有的廠家還和他們簽合同說不能再去講別的產品”。

　　另一些節目則完全選擇了經過包裝的偽專家。記者獲取的裁判文書顯示，前述哈爾濱商人在南陽購得10余萬盒產品之后，隨即找人制作了“名醫坐堂”“健康大講堂”“健康一對一”3個廣告片，宣傳3個名稱“升級”后的產品。

　　廣告片均采取健康養生節目的形式，“專家”錢雅蘭、鄭匯鑫、劉君齡分別出場，講解了高血壓、糖尿病、風濕骨病的成因、危害和治療原則，此后再介紹各自產品的療效和好處，并稱其為中藥。

　　講解之中，屏幕植入了熱線電話，一些“患者”還現身說法，稱贊治療有效。

　　法院判決認定，節目中被包裝的“國際糖尿病學專家”“世界500名中醫之一，兩次申報諾貝爾醫學科學獎”的3名專家，全部無法在衛生部門信息查詢系統查到信息。

　　有的專家節目更簡單。在哈爾濱的另一家銷售商，節目錄制地點就在公司的二層。

　　公司的主持人并不知道講師的來歷。“我按錄音室那部電話的回撥鍵，就可以接通講師，他通過電話和我一起做節目。”主持人稱。

　　而所謂的“患者”熱線電話互動，也只是在網上專門找的“群眾演員”，打一次電話5~7元不等。所謂講師，每檔的費用不超過150元。

　　浙江杭天信律師事務所律師彭亞對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表示，若有人在廣告節目中假冒專家，因其受雇于廣告制作公司，目前尚無條文明確界定其應當承擔何種責任，“但是，如果拍攝虛假醫藥電視廣告，責任應當由雇主承擔，也就是說由廣告制作公司承擔”。

　　電視臺：審核有時虛設，假證件照樣通過

　　制作完畢的違規廣告，最終通過廣告公司或熟人與各級電臺、電視臺搭上了線，此后被眾多“病急亂投醫”的患者接觸到。

　　這是一個相對封閉的空間。在一家曾為銷售商提供“神醫”違規廣告投放渠道的公司，一名工作人員向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透露，其客戶來源都是固定的，由老板直接負責，且通常只做常合作的下級廣告公司預先“篩選”過的單子。

　　每家廣告公司通常也有自己的勢力范圍，比如深耕某幾個省的衛視。

　　熟人土壤給一些違規操作開了方便之門。裁判文書顯示，2012年3月，河北邢臺市廣播電臺交通音樂頻道負責廣告業務的一名員工，接到了曾經的客戶、某產品代理的電話，說要推廣大品牌的藥“同仁眼黃金”，想在20點到21點投放。

　　廣告是“專家講解+患者來電互動”的形式，持續播到2012年年底，共需13萬元。

　　這比電視臺的投放價格低了許多。在電視臺，視時長和時段不等，有的醫藥公司投放31天花了200多萬元，有的3個月在兩家電視臺合計花2000余萬元。

　　前述判決認定，電臺員工表示，他曾口頭要求過代理提供“同仁眼黃金”的有效證件，但對方沒有提供，他也就沒有再催，“她一直給我說同仁眼黃金是個大產品，是同仁堂的，所以就沒有嚴格按照程序辦理”。

　　該員工也承認，他聽過廣告內容，知道廣告中的互動環節為提前錄制，并非真實互動，但沒有嚴格審核。

　　事實上，“同仁眼黃金”是一種假藥。患者投訴之后，事情很快敗露。

　　“此類廣告屢禁不止，是因為違法成本過低，法律懲罰力度過輕。即便受到罰款處罰，虛假廣告仍可給各方帶來巨大的經濟利益。”彭亞律師認為，相關電視臺等廣告發布者在廣告發布前缺乏審查，有關部門缺乏有效監管，也是這類現象難以杜絕的重要原因。

　　另一些銷售商提供給廣告公司、電視臺的資料就是虛假的。2016年，江蘇省淮安市淮陰區人民法院判決認定，北京某銷售商通過中視藍海（北京）影視文化傳媒有限公司等廣告公司介紹，在多家省級衛視以《古方新養生》等欄目播放“苦瓜桑葉片”廣告，以食品冒充藥品進行虛假宣傳。

　　一個最簡單的錯誤并未被審核發現：“專家”在節目里標注為“鄭國清”，但是，銷售商提交給廣告公司及電視臺的鄭國清醫師資格證書，實際持證人為“何洪泉”。

　　客服：進價50元賣699元，分組輪流哄騙新老患者

　　歷經重重環節之后，患者看到的產品價格，其實比出廠價高出數倍。例如，一款所謂“青錢柳降糖茶”，進貨每盒50元，銷售價699元；所謂“藥王山瑪咖”，進價每瓶35元，賣599元。

　　產品往往由各銷售商設立的話務部門推銷。公司會記錄廣告播放時間，并安排人員接聽400電話。若干盒構成一療程，再規定一定療程起賣。

　　若廣告時段恰逢夜晚下班或想吊患者的胃口怎么辦？提供“話術”的生產端員工趙華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這時“必須走‘后臺’，在系統里設定‘自動回復’，接線時讓顧客聽到‘我們現在忙，隨后安排專家回復’。然后第二天早上再電話回復”。

　　第二天上班的時候，公司常先開小組例會，總結昨天工作并分配新任務，多數正式上班時間是上午9點至12點，下午14點至17點。

　　打電話頗有技巧。有的公司將客服分為兩大組，第一大組接聽的是“新單”。

　　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曾撥通劉洪斌所代言的“蒙藥心腦方”熱線電話。對于這份“新單”，一名嫻熟的客服自稱是“心腦血管疾病專家組的教授”，引導消費者說出癥狀，并用看似專業的詞匯解釋此間原因。

　　話題最終落到了藥上。客服說，你的癥狀，“蒙藥心腦方”完全可以治療。至于藥價，因為近期有補助款，原價每療程4176元，現價2088元。

　　當患者被騙購買幾次之后，其個人信息就會被歸入第二大組，繼續騙。

　　裁判文書顯示，第二輪轟炸之時，客服多稱回訪，或稱“原來的老師去進修了”，若察覺到患者已疑慮被騙、對原客服有意見，他們則會強調自己是“之前那個老師的領導、師傅”，繼續替患者分析病情，最終騙其購買更多產品。

　　如此下來，有的公司月業績能超百萬，有的員工月成交額可達10萬元。員工收入由“底薪+提成”構成，底薪少則3000元，多則1萬元，提成根據員工等級、貢獻0.5%~4%不等。

　　而一些公司負責人若要拿到利潤，要稍費心思。他們有的找到了有資質的醫藥公司，以其名義發貨，再與快遞公司簽訂協議，請快遞公司將收到的貨款定期打往醫藥公司。

　　這已不是“神藥”銷售機構首次“借殼”。在注冊公司時，有的實際經營人便會將親戚或員工的名字注冊為法定代表人，再由他人申請一張或多張銀行卡。

　　在醫藥公司收到貨款后，錢將流轉到實際經營人指定的多家毫無關系的異地公司。緊接著，事先準備好的他人銀行卡，將分次接收這些錢。

　　至此，這個隱藏在“神醫”廣告之后的神秘公司，終于將違規收入“洗”到了手里。發現被騙的患者，則剛剛站上起點，準備走上漫漫維權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