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周，記者在上海人民廣場和徐家匯，干了5趟“排隊的活”，總計9小時，賺得140元。

　　因為排隊的事，愈發讓人看不懂了——上海人民廣場隔著一條馬路的兩家店，一賣茶飲料，一賣傳統糕點，數月前動輒排隊數小時，人稱“人廣雙雄”。眾人皆見，四周“黃牛”叫紛紛，排隊路人欲斷魂。那之后，“網紅店”被復制推廣，時不時會有面館、餛飩店、家具店等，從默默無聞到猛然間門庭若市，竟有盛夏露天排隊近百米、遮陽傘接成長龍的“盛況”……“假排隊”的質疑從未停歇，“網紅店”的聲明總在否認。還有店家公開“賭誓”：若有人能拿出該店雇人排隊的有效法律證據，全店相送。

　　爭論喧囂間，“網紅”更紅，但人們心底深知它不合常理。何等誘惑，能抵得上三五小時的排隊耐心？可好奇心愈起，“稀缺”便體現價值，幾十元錢的飲料和糕點，便能在朋友圈里享受一把被羨慕的感覺，讓人心癢癢——

　　好一出“心理戰”和“營銷戲”。然而，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明文規定，經營者與消費者之間，應當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誠實信用的原則。關于“網紅店”排隊的真真假假，目前落實證據和具體執法存在困難，記者想深探究竟，故應聘“排隊托”，去看那眾生相。

　　“自己人”與“真客人”

　　9時45分，人民廣場的來福士廣場門口，正是記者這批“排隊托”的集合點。這是昨晚在微信群里約好的。在各種兼職網站和群里，“排隊充場”均被形容為“打醬油活”，輕松、湊數。

　　“同事”總有一兩個掉鏈子的，拖拖拉拉，群里各種迷路和問路，10時出頭才湊齊11人，一路逶迤去干活。任務是給附近一家新開業的、不過數平方米臨街熱狗店“捧場”——干活前領隊集中吩咐幾句要點，一要買最便宜那款熱狗，可打包也可自己吃，留好小票事后報銷；二是別緊張，切忌猥瑣張望，要自然大方，裝成普通客人；三要在群里聽指揮，有時可分批去，有時要一起排隊“轟”一下。

　　眾人無異議，開工。

　　等熱狗的間隙，大家站在店門附近玩手機。領隊常在附近巡走蹲坐，觀察隊伍，視情在微信群里發來注意事項：“排成一隊，要有秩序”“等候時也盡量在旁排成一隊”“熱狗也可在門口吃”。

　　新人新店新工作，大家都挺認真，不過似乎也免不了尷尬——熱狗做得挺快，即便十來人排隊，并敬業地在店門外消磨時間，前后逗留也就20多分鐘，若三四人分批去排，不過十來分鐘。大多數時候，記者環顧四周，竟都是“自己人”，彼此默默使個眼神，相視一笑。偶爾，在消磨時間時有“真客人”來，見排隊，稍遲疑，店長機靈，招手脆喊：“這邊點單。”排隊者們便迅速自覺地讓出一條道。

　　或許是考慮“自己人”的“重復率”不能太高，于是每人每兩小時只能排3次，真正的“工作”時間不過約40分鐘。其余時間，自由活動，玩手機之外，可以逛書店或超市，吹著牛和空調，等群里召喚。

　　休息的間隙，大家分析起這家熱狗店的成敗得失。有人嫌它產品單一，熱狗不好吃再請人排隊也沒用；還有人說，市口不好，周圍居民多是大爺大媽，適合賣蔥油餅和大餅油條，這種針對年輕人口味的熱狗該開到學校附近去。大家還給熱狗店算成本，要負擔店租和人工，一天至少得賣出200根熱狗，可到了17時30分，看收銀條上的編號，當天不過賣了73根，其中還有不少是“自己人”買的……

　　原本沉默的領隊忍不住插話：“店家出錢太少，排隊人太少了……”他和對方商量過，至少要四五十人，十人一批來排隊，這樣人流不斷氣勢足，重復排隊的間隔時間長了，組織者、排隊者也相對輕松。他舉例說起上次組織給某茶飲料店排隊充場，叫了100多人；還有一次，他為某限量版手機造勢，召集來1000多人，而且幾乎都是大學生。“給多少錢才能干多少事。”他說。雖然抱怨店家出資不夠，但他當天的朋友圈，仍然發布了該熱狗店排隊的“火爆”照片和視頻，配文字：“生意杠杠的。”

　　干這行，他自稱是“元老級”，還有個頗具江湖氣的網名兼綽號。真名不知，姑且稱之為“大哥”。

　　圈子里的熟面孔

　　“排隊托”有圈子。在人民廣場和福州路沿線，無論是“人廣雙雄”還是各家青團、月餅店附近，不少人都識得“大哥”。

　　這家熱狗店的排隊生意，便是“大哥”談下來的。店方的要求有“18到35歲”“人盡量不要重復”“最好是女生”等，簽了合同，排隊持續一周，每天上下午各一場。“大哥”給大家開出的酬勞，是每小時15元，現場結賬，手機支付，方便得很。

　　雖是“打醬油活”，可招人似乎不易——年齡受限制，工作時間短，賺錢也不多。為避免“重復”，參與一場后只能隔兩天再來。記者還特意換了服裝造型和眼鏡，想不到，竟數次偶遇熟面孔。

　　有一對說上海話、50來歲的“姐妹花”，其中一位戴墨鏡、穿花衣，她見路人遲疑時會主動“敲敲邊鼓”：新鮮事物，總要嘗嘗看吧。她們的計劃，是趁這幾年沒事干，“混混日子”，若有了孫子、外孫，便不出來了。她倆抱怨領隊太較真，用年齡限制不讓她們多來。據她們觀察，現在好些店排隊都要求年輕人了。“哪來這么多年輕人有空？依我看，退休工人最適合來排隊。”墨鏡阿姨說。

　　熟面孔里最年輕的，是一位20歲出頭的姑娘，微信里有數十個兼職群，一刷不見底。她自稱身體弱又不擅長溝通，便辭了銷售專做“打醬油活”。她給記者看最近的“好活”，比如某飯店充場，“坐店里玩玩手機就行，每人130元，年齡18到28歲，穿著整潔干凈”；還比如某會展中心招人充場，“只要女生，自備不限任何款式筆記本電腦、打開電腦可以玩游戲上網看劇，無任務，工資3天300元”；還有“裝作面試的人，1個小時40元”……一番挑選，她更喜歡七夕節去某商場假裝情侶充場，想浪漫地過個節。

　　在一邊低頭玩著某手機游戲的小胖突然冒出一句：想不想來給手機游戲活動充場？但需要“玩得好……賬號至少有14個英雄”。姑娘聽得迷茫，請小胖說點“靠譜的”，小胖便說起自己的“豐功偉績”：陸家嘴某商場招人假裝逛商場，他招了300人；前不久松江區某商場活動，150人來排隊，也是他組織的……于是大家紛紛加了小胖的微信，求工作。

　　“自己人”中，“臥虎藏龍”。某日收工后，記者和“同事們”閑聊，有人說起“姐妹花”，感慨人家夠精明，今年2月便開始在“人廣雙雄”排隊，半年來光排隊，每人賺了至少1萬多元。說完，對方感慨自己后知后覺，6月才去排隊，只賺了點小錢。接著，她便帶記者去看看，某“網紅茶店”如今還能排隊賺錢否？

　　不過，這類排隊賺錢的活，倒是與充場不一樣。記者在“網紅茶店”門口結識了兩名“黃牛”。他們目前的賺錢模式，是買好茶飲料后，候在商場門口低聲向路人兜售：“現貨要么？不用排隊。”

　　一位“黃牛”大叔懷念半年前最紅火的光景，他一天隨便能賣出去三四十杯，每杯至少加價50元。如今，他帶著點愁苦，說生意不好：他16時來，到天黑才賣出去4杯，每杯不過加價10多元。記者說起“大哥”剛接的一個生意，也是代買該茶飲料，兩杯售價150元，相當于一杯加價約40多元。“那肯定是老客戶，現在很少了。”大叔羨慕的語氣中，帶些失落。

　　兩種“排隊活”

　　記者進了圈子，漸漸懂了門道，“排隊活”至少分兩種——

　　第一種，類似這家熱狗店，新店開業，需要人氣，便請人運作排隊或充場，制造“熱鬧”假象。各地均有媒體同行曝光過類似行為，被稱為“前門買，后門還”。

　　另一種則未必是商家行為，可能出自“黃牛”之手。比如，某公司開慶祝大會犒賞員工，要發100杯“網紅茶”，一則為員工福利，二則搞個噱頭，可那家“網紅茶店”限購，且不提供外賣服務，要想短時間內湊夠新鮮的茶飲料，只能請“有門路者”幫忙。“有門路者”，自然就是能組織人排隊的“黃牛”們。

　　前不久，圈內傳聞，大訂單來了，某“網紅茶店”的人民廣場和徐家匯兩家店，9時30分都需要人排隊。招聘的領隊告訴記者，“排一次20元，多排多得”。18日，記者赴徐家匯店，接了第二種“排隊活”，過程是這樣的——

　　先去領隊處領便簽紙，上面寫著3杯茶飲料的名字，叮囑“限購3杯，別買錯”。“網紅茶店”位于某商場中，記者傻傻等在商場門口時，遇見了“姐妹花”阿姨，兩人招呼，別在這等，去后門排隊。

　　商場10時開門，記者隨“姐妹花”到了茶店后門。9時50分，便有約25位“自己人”擺好了排隊架勢。5分鐘后，保安發排隊號碼牌。記者顧盼，排隊者中數位是在熱狗店見過的熟面孔，點頭致意。

　　商場開門了，幾位“真客人”顯然是從商場大門進去的，繞了彎路，聽著保安指示，才發現了后門這支沉默的隊伍。有人看了就給隊伍拍照，也有人驚呼“這么多人”。

　　10分鐘后，記者點單完畢，坐著等茶，卻突然覺得不對勁——熟面孔怎么都不見了？猛然醒悟，疾步往大門外走，遠遠看見他們圍著領隊大姐。記者趕緊把點茶的單子交了，問是否還能排一次，對方揮揮手說沒了。只好結賬，3杯茶61元，加20元“排隊費”，領隊用微信發來81元紅包。

　　“姐妹花”動作也慢，沒搶到第二次排隊的機會，一時又無處可去，便在門口和記者閑聊——和“黃牛”大叔一樣，她們也感慨起半年前的好光景，最先有朋友請她們去排隊，排一次給80元，后來發現“網紅茶店”實在太火，就自己排隊買來，轉手賣掉，加價50元沒問題，最多一天能掙六七百元；她們也去“網紅糕點店”排隊，光一張排隊號碼單就能賣數十元。“鼎盛”時候，一家“網紅店”，至少十多位“從業者”依附周圍，連流浪漢也來分一杯羹。如今，只有排隊訂單來了，她們才“賺點小錢”。

　　一旁的熟面孔男青年也搭話，說幾個月前他只要轉戰幾處“網紅茶店”，一上午就能賺100多元排隊費。他指著商場門口的空地比劃，“當時這里至少五六個兜售茶飲料的‘黃牛’”。

　　數人看了一會兒眼前冷清的空地，末了說起那位專職排隊的年輕姑娘才是真精明，她沒來排隊，因為“就賺20元，來回地鐵就要8元”。

　　微妙的平衡與灰色的機會

　　想不到“網紅茶店”的排隊如此神速。記者“收工”兩小時后，徐家匯的領隊大姐便曬出朋友圈圖片，80多杯“網紅茶”擺滿一整張桌子，配文字“已送貨完畢”。

　　記者曾數次嘗試和領隊大姐套話，對方滴水不漏：“只是給老板打工。”不知道今天究竟招了多少人排隊，也不透露自己招人的“提成”。她好意相告，下個月可能會有月餅的訂單，可以來淮海中路排隊。同樣，人民廣場的“大哥”也誠邀過記者，再過段時間，月餅要人排隊。

　　月餅排隊，也是第二種排隊活。幾款“網紅”月餅有時會限購，因此“黃牛”們有了雇人排隊跑腿的商機。不過，“這也是去年才有的新花頭。”“大哥”說，當下的“網紅”來也快去也快，比如某茶某糕點，半年前厲害，現在不過如此。他從買賣月餅票起步，在上海做“黃牛”十多年，幾番起伏，經手過不少紅火的產品。

　　他有自己的“生意經”。比如，他說起早年給房地產商組織“顧客”充場看房買房的情形，樓盤在遠郊，用車拉人不便，可總有人遲到、變卦，挨個聯系，煩不勝煩。還比如，他更傾向于和小小的奶茶店、熱狗店談合作，墊付的排隊充場費用能快一些現金結算，而正規的大公司要走流程，反而不如“野路子”靈活。他總結心得：當“網紅”不紅之時，須抓住下一個機會，趕緊“轉型”。

　　“大哥”認為，在沒有重大利益沖突的情況下，并不會有“黃牛”去舉報網紅店，網紅店也不可能自曝家短陷“黃牛”于不義之地，這是一種微妙的平衡，也是對于“排隊營銷”嚴格執法的難度所在。

　　“開一家店，沒有三五十萬元營銷投入，根本火不起來。”這句“大哥”的經驗之談，若成為“行規”，那么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經營者與消費者進行交易應當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誠實信用的原則，如何能被確保？若“爭做網紅”成為營銷的常規手段，套路又如何留住真客人？

　　“大哥”甚至用過一個“坦率至極”的微信頭像，寫著一句——“做生意講究誠信，你信我，寥寥數語，便可成交；不信我，口若懸河，也是徒勞。”

　　“做生意講究誠信”，這話總該是永恒的生意經——盡管被“大哥”用錯了地方。

　　手機不離手的“大哥”與記者道別時說：“你還年輕，慢慢來，機會很多。”記者心想，但愿這樣的灰色機會，越少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