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大會上指出：“馬克思主義不僅深刻改變了世界，也深刻改變了中國。”“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給災難深重的中華民族帶來了希望，給苦苦探求中國革命出路的先進知識分子指明了方向，中國的先進知識分子從各種各樣的主義和方案中選擇了馬克思主義。中國的先進分子接受馬克思主義，從一開始就不是把它當做單純的學理來探討，而是把它作為改變國家命運的工具。他們以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為指導，積極投身到現實斗爭中去，同中國實際結合，在選擇馬克思主義之初就開始了大眾化的努力。

　　從一百年前開始，中國的先進知識分子通過辦刊物，寫著述、辦夜校、開講座、做演講等多種途徑和方法，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向群眾傳播馬克思主義，走出了一條極具時代特色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大眾化的道路，下面幾位先驅，在馬克思主義大眾化中就做出了杰出貢獻。

　　毛澤東回憶：李大釗“是我真正的老師”

　　1949年3月25日，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機關從河北省西柏坡遷入北平。在即將抵達北平時，毛澤東不勝感慨，他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30年了！30年前我為了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而奔波。還不錯，吃了不少苦頭，在北平遇到了一個大好人，就是李大釗同志。在他的幫助下，我才成為一個馬列主義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師，沒有他的指點和教導，我今天還不知在哪里呢！”

　　李大釗是革命者的光輝典范（翻拍自李大釗故居）

　　1918年8月，毛澤東陪同去法國勤工儉學的湖南學生從長沙來到北京，身無分文的“北漂”毛澤東經原湖南一師的老師、此時已被聘為北京大學教授的楊昌濟介紹，認識了北大圖書館主任李大釗。李大釗安排他在圖書館閱覽室工作。

　　李大釗

　　毛澤東在北大期間，正是李大釗開始向中國民眾宣傳俄國十月革命的重要時期。毛澤東正是從這時開始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毛澤東后來在和斯諾談話時懷著深厚的感情說：我在李大釗手下擔任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助理員的時候，曾經迅速地朝著馬克思主義的方向發展。李大釗是我“真正的老師”。

　　1919年，李大釗在《新青年》第5卷第5號發表《庶民的勝利》一文，進一步歌頌十月革命的勝利，指出馬克思主義必將在全世界取得勝利。

　　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是在十月革命和五四運動以后開始的。中國最早歌頌十月革命和宣傳馬克思主義，并能夠較準確地分析十月革命的本質，闡述其偉大意義的是李大釗。李大釗熱情地歌頌和宣傳俄國十月革命，運用無產階級的世界觀，把握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規律，以敏銳獨到的眼光發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較觀》（1918）、《庶民的勝利》（1918）、《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1918）、和《新紀元》（1919）四篇光輝的文獻，揭開了我國馬克思主義宣傳的第一頁。他滿懷信心地說：“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新青年》刊載李大釗的《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一文指出：十月革命“是世界革命的新紀元，是人類覺醒的新紀元”

　　1918年2月，李大釗先后在北京大學、女高師、師范大學講授“唯物史觀”“馬克思的歷史”“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社會發展史”“社會學”等課程，作為宣傳馬克思主義的講壇，這些課程受到進步青年的熱烈歡迎。五四運動前后，他以《新青年》和《每周評論》等為陣地，發表了《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再論問題與主義》等大量文章和演說，為介紹和宣傳馬克思主義學說，推動反帝反封建的愛國民主運動，發揮了重大作用，產生了廣泛的社會影響。繼而成為中國共產主義的先驅、我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傳播者。李大釗為宣傳馬克思主義而寫的諸多熱情洋溢的文章，正如魯迅先生所說的那樣：“他的遺文都將永在，因為這是先驅者的遺產，革命史上的豐碑。”

　　1919年，李大釗在《新青年》第6卷第5號發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極大地推動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研究與傳播。

　　1920年李大釗派鄧中夏、張太雷等到北京豐臺永定河西岸盧溝橋畔的長辛店開展工人運動、籌辦成立勞動補習學校。當時條件非常艱苦，教員幫助工人代寫家信，教授文化知識，與工人們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誼。

　　油畫：李大釗在集會上演講（翻拍自李大釗故居）

　　李大釗曾兩次在這里授課，他講課風趣幽默，一次工人問他，“您給我們講講工人怎么當家作主？”李大釗挽起袖子在黑板上寫工人兩個字，當他問起工人們這兩個字合起來念什么時，課堂一下安靜起來，突然一位工人回答，“老師我認識，這個字念天。”李大釗高興地說，“天就是你們工人，工人的力量比天大。”就這樣，教員們通過為工人傳遞先進的思想和文化，培養了大批工人運動的骨干。

　　1983年4月1日鄧小平為李大釗烈士陵園題詞

　　1920年3月，李大釗在北京發起了中國最早的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團體——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旨在把經過五四運動鍛煉的優秀青年組織起來，進一步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學說。在他的教育和影響下，毛澤東、周恩來、鄧中夏、高君宇等一批先進的青年知識分子，接受了馬克思主義，走上了堅定的革命道路，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更大范圍的傳播。李大釗為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興起培養了一代革命家。

　　陳望道：真理的味道有點甜

　　2012年11月29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帶領十八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參觀《復興之路》展覽時，曾生動地講述陳望道翻譯《共產黨宣言》時因為過分專注，誤把墨汁當成紅糖吃下去的故事。

　　陳望道，浙江省義烏市人，1891年1月18日出生于農民家庭 ，早年就讀于金華中學，曾赴日本早稻田大學留學學習文學、哲學、法律等，并在那里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書籍。

　　陳望道

　　“五四”運動前后，新文化運動在中國大地興起，一些進步報刊開始介紹《共產黨宣言》，但只是翻譯部分章節或片斷，尚沒有完整的中譯本《共產黨宣言》問世。因為翻譯需要三個條件：一是熟識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學說；二是精通德、英、日三種外語中的一種；三是有相當水平的語言文學素養。這些要求使《共產黨宣言》的翻譯工作一時止步不前。1920年3月，陳望道接到了上海《民國日報》主編邵力子來信，約請他去上海商量翻譯《共產黨宣言》事宜。

　　陳望道留日時就讀過日文版《共產黨宣言》，出于對馬克思主義的崇敬與信仰欣然應承。現如今,有人提供了日文本《共產黨宣言》以供使用，為達精確翻譯，陳望道請陳獨秀出面，從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李大釗處借來了《共產黨宣言》的英文本，以資對照。

　　隨后，陳望道回到浙江義烏縣城西分水塘村老家，開始翻譯《共產黨宣言》。翻譯《共產黨宣言》須絕對保密。故而陳望道把翻譯處設在矮小僻靜的柴房里，里邊放兩條板凳，擱上一塊鋪板當作寫字臺。白天靠著窗口透進來的亮光，或默讀日文本，或揮筆書寫，或對照英文本，晚上封閉窗口，點上煤油燈夜以繼日地翻譯。

　　經歷了一個多月，至4月底，陳望道完成了《共產黨宣言》的翻譯。

　　5月間共產國際代表維金斯基來上海，與陳獨秀等籌謀創建中國共產黨，還帶來了一大筆款資。經由陳獨秀的爭取，維金斯基用共產國際經費印制《共產黨宣言》。

　　8月中旬，中譯本《共產黨宣言》1000冊印成，很快售盡。至1926年5月，社會主義研究社印行的《共產黨宣言》多至17版，更有難以計數的“盜版”。一時間，這本書成為了名副其實在國內影響最大的共產主義學說經典著作。

　　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是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第一個全譯本。《共產黨宣言》面世時，正是中國共產黨上海發起組織成立的時候。《共產黨宣言》的出版和傳播，對黨的早期組織的發起和組成，以及1921年中國共產黨的誕生作了思想上和理論上的準備。

　　陳望道譯制本《共產黨宣言》第1版和第2版

　　1936年7月，在延安的窯洞前，毛澤東對來延安采訪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坦露自己思想成長歷程時說，“有三本書特別深地銘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一本書是陳望道譯的《共產黨宣言》，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馬克思主義的書。另外兩本是考茨基寫的《階級斗爭》和柯卡普寫的《社會主義史》。”魯迅先生也在1920年稱贊陳望道說：“現在大家都在議論什么‘過激主義’來了，但就沒有人切切實實地把這個‘主義’真正介紹到國內來，其實這倒是當前最緊要的工作；望道在杭州大鬧了一陣之后，這次埋頭苦干，把這本書譯出來，對中國做了一件好事。” 1992年1月，鄧小平在南方講話中也曾說道：“我的入門老師是《共產黨宣言》和《共產主義ABC》。”

　　陳望道除翻譯《共產黨宣言》外，于1919年至1921年間還翻譯和介紹了《空想的和科學的社會主義》等書，為傳播真理做出了重大貢獻。

　　毛澤東批注過的《共產黨宣言》

　　艾思奇：“馬克思主義哲學通俗化的先行者”

　　1910年，艾思奇出生于云南騰沖縣，原名李生萱。1932年，艾思奇到上海，參加了共產黨領導下的革命工作，開始從事馬克思主義的宣傳活動。艾思奇以滿腔熱情投入研究和宣傳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工作，寫了許多通俗生動的哲學文章。特別是從1934年11月起，在上海《讀書生活》半月刊上連載24篇有關哲學的文章，1935年以《哲學講話》為名結集出版。1936年出第4版時，易名為《大眾哲學》，成為暢銷書。由于《大眾哲學》深受廣大青年和人民群眾的歡迎，在全國解放前，曾面世了32版之多，這本書從此同艾思奇的名字緊密的聯系在一起，風行全國。

　　毛澤東致信艾思奇

　　《大眾哲學》被哲學界公認為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入門書”，它用人們身邊的生活實例、通俗易懂的語言和生動活潑的形式，闡述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問題。正如1935年李公仆為這本書寫的編者序所說：“這本書是用最通俗的筆法，日常談話的體裁，溶化專門的理論，使大眾的讀者不必費很大的氣力就能夠接受。這種寫法，在目前出版界中還是僅有的貢獻。這一本通俗的哲學著作，我敢說可以普遍地做我們全國大眾讀者的指南針，拿它去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

　　毛澤東讀這本書時不僅認真閱讀抄錄，還將其指定為抗日軍政大學的教材。1937 年10 月，艾思奇初到延安,毛澤東聞訊后,很是興奮。他高興地說:“噢,那個搞《大眾哲學》的艾思奇來了!”

　　艾思奇在寫作

　　《大眾哲學》就像革命的火炬，在黑暗中照亮了前進的方向，啟蒙了成千上萬的青年奔向革命道路。十三屆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同志曾表示，艾思奇《大眾哲學》一書對他的人生有重大影響，“我最早接觸艾思奇同志的著作，是開始走上革命道路的時候。當時，讀了《大眾哲學》。這本書將深刻的哲理寓于生動的事例之中，通俗易懂，使我從中受到了馬克思主義的啟蒙教育。”

　　新中國成立前，《大眾哲學》印行了32版，供不應求。1979年又印行了35萬冊，仍舊是一售而空。《大眾哲學》是通俗哲學書籍出版次數最多的一部著作。

　　中國已進入新時代，發展21世紀馬克思主義、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必須立足中國、放眼世界，保持與時俱進的理論品格，深刻認識馬克思主義的時代意義和現實意義，鍥而不舍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使馬克思主義放射出更加燦爛的真理光芒。